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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就看起来，我们是否要让机器继续来淘汰我们的劳动力，如果我们不引进这个机器，在我们的人力能干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工来做这些事，这些人工来做，又可以实现他的就业。这两者的效率和成本如果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是否引进机器。关键是效率成本都差不多，你引进一条生产线，也照样是这个效率，你动用人力，也照样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请机器让开，机器让给人，这是摆在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一个选择问题。
但是，这种选择面临着什么障碍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市场经济的那种制度的挑战。市场机制是个什么机制呢？我们要深刻认识这种机制的本性，就是牟利机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些企业，它感觉到我使用机器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更高的效率和效益之后，它宁肯购买机器而淘汰人员。
所以说，用机器还是用人力，面临着一个市场机制的挑战。
所以说，我感觉到，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非常严峻在哪儿呢？就严峻在我们要市场经济还是要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残酷地淘汰，毫不留情的坚决淘汰，优化。为什么说过去西方国家市场机制下，出现了巨大的企业，最后导致象美国这些国家，不得不出台了反垄断法，原因就是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完全可以垄断整个行业。
那么，今天中国社会也要让强者放手去干，但是我们还要让弱者有一席生存之地。我提醒大家，确实，今后我们中国，如果回到计划经济，不行，回到低效率，是等于自杀。我的结论是，你如果选择低效率的话，那就等于中国在世界上去自杀。
高效率是我们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取向。我想，靠什么手段来调节呢？只能靠政府来调节，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政府的作用，到现在已看得非常清楚，政府的作用就是站在强者与弱者中间的一个和事佬，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就是这样。它把强者的财富、利润，要适当地转移给那些弱者，照顾弱者的生存。但是它还仍然要鼓励强者，要继续发挥高效，要有战斗力，要有竞争力，特别是我们中国政府今天的情况。
所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继续实行效率原则的话，按效率原则进行淘汰的话，还要淘汰下来1000万人。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当年的7000万人到现在已经减到了4000多万人，今后如果实行效率原则，还要继续减掉1000万人，中国国有企业最后剩下3000万人，可能还多。
国有企业还不包括我们的政府机构，如果是政府机构再按效率原则往下淘汰的话，还要淘汰一大批人。所以，你看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举双手要欢迎效率原则，可以说大家没有不欢迎效率原则的。但是被效率淘汰下来这些人怎么办？有人就说了，特别有些是从传统大的国有企业淘汰下的国有职工，我那天看电视，有个职工说，我下岗之后，再就业再选择岗位的话，非国有企业我不干。下岗之后还要想再找国有企业，你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多么的落后。
到现在我们一些人的脑袋里，在意识里还存在着身份的歧视，观念上还存在着问题。如果你的观念都不改过来，你怎么能实现再就业。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现在看起来非常严重，它原因何在？原因仍然在于我们一些传统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一些大的、老的国有企业干了多少年的职工，被淘汰下来之后怎么办呢？他不适应，国有企业造就了一批什么人？造就了一批迂腐性、依赖性、缺乏自主、自立能力的这样一批人。
所以我感觉到，摆在中国面前，效率还是就业两项选择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刚才已经讲过，涉及到我们大脑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涉及到我们社会保障的各种制度，如果这些因素都不进行调整的话，也可能下岗职工就呆在家里，没有吃的，我就等着要钱。你像有些国企职工的观念，我干了这么些年国有企业了，下岗以后让我再干别的，他还不适应。到时候，你要是说待遇不好的话，他要上街闹事，还要游行示威呢。所以，观念不转变是不行的。
我感觉到意识形态问题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20年来所变化的，不仅有市场机制的引进和深入，另外，还有大量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意识，也正在深入到和渗透到我们的大脑中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导致了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如果我们国家现在仍然是个传统的计划经济，那种意识形态来主宰的话，我想现在我们的社会不会这么稳定。
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显示出来了，那种抗失业能力有多强呢？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现在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来：中国对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失业承受力是与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我提出这么一个看法，你研究中国的失业压力问题、就业压力问题，还必须要研究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问题。
我们中国要想在世界上成为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民必须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代价？我认为就是要有一批人做牺牲，也许我这个观点那些弱者不同意，被淘汰的人他不会同意。但是，我们国家的目标，如果这个国家非常多人的目标，是想让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中国具有宇宙火箭上天的能力，等等能力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必须进行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它的结果、它的副产品就是淘汰，就是将一大批低能力的、无效率的劳动力淘汰出来，这批人怎么样？淘汰出来还不能给他们非常高的福利待遇去养活他们，还得以非常小的福利标准去养活他们，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有更多的资金和财富去持续发展。摆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情况。
中国今后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动用所有的资源，要想在世界上成为强国，我们的强国梦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是选择以就业为主要目标的话，那我们国家就要甘心，我认为我们国家就要甘心做一个二流国家，不称霸，老老实实的，就做一个二流国家，我们要照顾更多的弱者，把财力、精力转移到更多的弱者上，让社会更均衡地发展。
如果均衡地发展一下，也许整个社会差别回缩小，地区差别减小了，贫富差别减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可以减小了，但是这个社会可能没有能力拿出很多钱来做一些大的事业。我们每年的经济利润是有限的，我们整个每年的经济产出和剩余是有限的，如果把这些剩余平均地分配给全体的国民，也许我们大家都能过一个小康的生活，大家可能拉不开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经济利润抽出来，放到巨大的国家工程上，我们整个国民就要像60年代、50年代那个时期，像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整个国民就要勒紧裤腰带，来发展我们这些强项。
今天我们中国的发展，是否还要保持这样一种模式？我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发出质疑。我们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什么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目标转移到新的追求上，这个新的追求就是和发达国家水平靠拢，就是要，怎么说呢？建设出几个大的繁华的城市，像深圳、上海、北京这几个大城市，建设出来之后，然后和整个西方的发展水平全部靠拢。这些大城市看起来甚至比西方某些基础设施还要好，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政府的一种追求，但是这个追求仍然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地区分化、人际分化、社会至今仍然存在的巨大的城乡二元差别，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些年来贫富差距拉得非常大的原因。现在我们国家衡量贫富发展差距的基尼系数非常高，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要高得多。
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国家处在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我们非常多的学者在大声疾呼，为这种非均衡发展大声疾呼，但是有那些崇拜效率、崇尚效率的学者，仍然还是在为效率而鼓吹。我们的商界，我们的经济圈内，大量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是效率的鼓吹手。我们的社会学界，包括一些国情研究界还有其它的理论界开始考虑到均衡发展，开始要考虑到弱势群体和中国的就业问题，这是摆在我们国家非常清楚的问题。
所以，效率原则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