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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写过一些坏文章〃，〃个别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抽空和我谈一次。在我看到的关江同志的这两封信中，他对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一句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作，却对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进行不顾事实的指控。我觉得有责任向组织上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讲清楚。组织部门还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
邓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还不错，也没再追查。他说：吴江的检举信和邓力群的说明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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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三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谣言
1 关于王震当党校校长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原来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员都免了，党校实际上是胡耀邦在兼着，日常工作是冯文彬在管。胡曾经想让宋任穷辞掉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党校去当校长，胡自己从党校解脱出来。宋任穷不愿意去党校，报告了陈云。陈云也不赞成。这个情况，我是最近听朱佳木讲了才知道的。后来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胡耀邦说：党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个同志去当党校校长。他提出的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列入议程，是其他议程完了以后才提出的，这时没人吭声。我忽然想起，此时一些老同志退了下来，如聂帅、蔡大姐，王震辞去了政治局委员，没什么事，中顾委当时还没成立。胡一提这事，我随口就说：让王震当党校校长不挺好嘛。胡耀邦马上说：挺好、挺好，大家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都没意见，我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没和王老说过，只有参加过会议的人知道。这是我提议的。王老去世之后，我才和他的秘书李慎明说过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谁提名的。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页讲：〃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这是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2 关于立案审查三个人
王老到了党校以后，立案审查三个人：阮铭、孙长江和吴江。吴江那本书上说，是王震要审查他们三人。其实是邓小平指名要审查这三个人。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诉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陈云，也不是王震点名，而是邓小平点名让王震对这二人进行审查。邓为什么要审查这三人，搞不清楚。在审查中间，有这么一说：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组织部和党校来找我调查此事，我都否认了。我说：吴江只是军代表负责的专案组中的一个成员，不是专案组组长。在审查过程中，有一部分专案涉及到邓力群，这是事实。
这里就涉及到陈云为什么会生气一事。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陈云的秘书王玉清发现之后，送给陈。陈看了就质问胡耀邦，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胡耀邦说不知道此事。吴江所说的文章和当时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论动态》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画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们一看到之后，就引起警惕，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我们的陈老爷子啊？他们把文章送给陈云，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按照吴江《十年的路》中所写则是：王震到党校事先有酝酿，通过之后邓力群又去彻夜长谈，做出计划，然后整他们三个人。两个开除党籍，一个另行分配工作。吴江因此而离开党校。当时党校和组织部找我调查，我还为吴江说了好话：这个人有缺点，但做理论和文字工作，确实还是用功的。
后来，朱佳木跟我说，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谈话中讲到吴江、阮铭不断写信、写文章骂邓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却总是为吴江说好话时，陈云同志说：邓力群是个正派人。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我们还是要靠他们，不能靠吴江、阮铭那些人。11月9日，陈云同志还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吴江同志是风派人物，不能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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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四 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
1 云南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春节之后，我去了云南，约一个月。那时安平生同志是云南省委书记，先是他亲自陪我转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个云南，从昆明到玉溪，然后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亚热带植物园；然后往西…走，看了瑞丽。又北上到了腾冲，这是艾思奇的老家，这里育…个在农村来说是相当好的图书馆：然后到了大理，回到昆明。开了几个座谈会。云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比新疆还多。在少数民族中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会，有的是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会。经过解放以后的改造，到现在也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样。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会形态的责任制各选一至两个点，把以前的情况搞清楚，把以后发生的新变化每年调查一次，类似于费孝通的几访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长期坚持下来，可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很重要的资料。他们还同书记处研究室取得了联系，很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们也去了人，搞了有两年吧。后来因为没有经费，也就没有能再搞下去。
顺便说一句，从云南回来，我还帮助云南省解决大规模开采磷矿所遇到的困难，使这件事列入国家计划。
2 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责任制
我从云南回来以后，这时农村发展研究组已经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们谈了一次，也介绍了云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