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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降临到世界上的，世界也不是一片空白。资本主义是从以前存在的社会形态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第三，各民族国家建立垄断组织或维持垄断局面，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
这种看法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思想界，具有非常切近的意义。
6、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记者：我注意到，在你的引文中出现了〃国有垄断〃和〃计划经济〃这两个词。这常常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
何新：你说得对。实际上国有制这个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所专有的，它是西方经济史上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即重商主义提出来的。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是国有制的理论奠基者。保护贸易，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贸易，为了保证本民族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筑起关税壁垒，不让外国货进来，同时用国家的力量来管理工业，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垄断资源，统一外贸。这套思想是重商主义的。这套思想，也就是必须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因为民族工业是民族经济、民族利益的来源。重商主义提出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雏形。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从表层意识形态看，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的并非重商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来看，很多东西是和重商主义特征相吻合的。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保护主义政策，包括闭关和排外的政策，实际上具有极其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我知道，我这个说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奇谈怪论。但我这样讲是有历史根据的。
在近代经济学中，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思想。李斯特认为重商主义实质是〃民族工业主义〃，《国民经济学大纲》第285页。即主张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早期经济思想。他们认为必须保护本国市场，必须运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开拓世界市场。
正是为了保证本国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他们主张高筑关税壁垒，用国家政治力量来保护国内市场，保护资源，保护对外贸易。这套思想都是为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服务的政策思想。
重商主义政策的立足点是保护主义，它们提出四点理由：
（1）保护幼稚工业，
（2）保护就业，
（3）自给自足，
（4）国家安全与国防。
保护主义，即对国际贸易进行的特定的限制，保护谁？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保护为国内生产者占有市场量，也就保护了本国的生产能力，就业机会。
记者：你怎样看这个奇怪的现象？
何新：20世纪的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种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前工业文明的民族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的制订者，并不是先研究了重商主义文献才形成他们的政策的。
相反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重商主义。但是人们根据当时发展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内容，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有许多可以印合之处。这种巧合，实际反映了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不可超越的规律性。
记者：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
何新：民族社会主义，即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提法。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在远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了独立的政治局扩大会，建立了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从此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就是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与普遍的全人类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30年代，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社会主义走上了民族化的方向。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了所有制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是不是将导致改变所有制？
何新：我现在不想绝对地回答会或不会。我只想说，公有制的实质是国有制。国有制要不要变，这个问题的实质又涉及到中国民族工业、国民经济的生存前途问题。
现在中国的市场中有三种经济力量：一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制工业，二是分散的非国有的民族工业（私营和集体），三是外来的跨国经济组织。情况已经相当复杂，在资源、市场、人才方面，三种力量和利益也会有矛盾。
国有经济是中国全体人民奋斗50年，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一份大家业。以逐步私有化的形式化掉、拆掉、散掉或任其垮掉，或将其中的肥肉让私人、外国人兼并掉，这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行为。
从东欧改革的教训看，其国有经济的解体，常常意味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崩溃。所以对这个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进行慎重的考虑。
记者：看来，重商主义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它却常被看作一种幼稚的经济理论，被现代人忽视和遗忘呢？
何新：重商主义是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受到近乎故意的曲解和攻击。因为它的论点与斯密的理论是和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这样的理论：经济自由放任，解除一切国家控制，认为国家根本不干预的经济，就是对一切商品生产者最有利的经济。
〃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史》，2…25，商务版。
在抽象的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主张在自由的市场上，排除一切人为障碍，放手让商品生产者进行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参与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体育场上也是一样，如果比赛，应当是同重量级的人与同重量级的人进行竞争。否则竞赛结果就是不公平的。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资本与小资本，高技术与低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等等。如果把这些条件不平等的国家放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优势、利益就很自然地将倾斜到发达国家一方。
我深信，有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拼命通过一切渠道向不发达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问题和奥秘就在这里。
与这个理论相辅相成的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国富论》一开篇就大读分工专业化对促进生产力的好处。目的就为的是论证国际分工。这个国际分工理论，就是你农业国最好向我们提供农产品，他生产能源就专门给我提供能源，我工业国利用我的比较优势给你提供工业品。这个理论非常有利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已经占据优势的国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几个人一起做生意，我的工业技术条件最好，你们筑起贸易壁垒，都实行保护政策，这当然影响我的产品销售，不利我的工业发展。所以我说不行，要自由贸易。实际上最大的效益必然落在工业国手里了。因为我的工业品比你的农产品，比他的初级产品具有高得多的附加值。最大的利润将落在我这里。长期维持这种自然形成的国际分工，必然导致非工业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化。
从表面看起来，比每个国家都自己去搞工业，自己来搞农业效益要高。由于工业制成品成原材料，初级产品存在交换剪差在现代条件下，是高科技产品与一般工业品的剪刀差。所以WTO的一个条件是要求中国对进口高科技品实施零关税。）WTO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税问题。是一个关税同盟的问题。
记者：在当代，重商主义对中国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在加入WTO的问题上？
何新：入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而入。
是为让外国产品及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西方的目的）而入，还是为中国产品能无阻碍或少障碍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