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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即透过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把人性压制、垄断并将之工具化的运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识的帮凶；殖民文化的利诱、安抚、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经济化商品化到一定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在文化领域里，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杂志泛滥着煽情、抓痒式的商品文学，大都是软性轻松的文学，不是激起心中文化忧虑的文学，其结果是短小化娱乐性的轻文学，读者只作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丢，便完全抛入遗忘里，在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的表面滑过，激不起一丝涟漪！对历史文化的流失没有很大的悲剧感，偶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声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没。
反讽地，就是在这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是我的幸运，在无边的忧郁里，在当时甚为活跃的《中国学生周报》的学生聚会里，我认识了当时的诗人现在的名画家王无邪。用西方的典故说，王无邪就是带领我进入诗乐园的维吉尔。我当时谈不上是个作家，更不用说诗人了，但因着他耐心的劝进，我慢慢写起诗来，更多的鼓励来自他的好友，当时被称为“学生王子”的诗人昆南，不但鼓励，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对我写诗的成长极为重要的诗刊《诗朵》，因为在办这三期的期间里，我写诗，阅读成千以上的中外诗人，选登选译，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诗人。从无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里，猛啃中外的诗人，除了在乡下小学时便开始念的《古文观止》和旧诗之外，我投入最多时间的是五四以来的诗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技巧：“意象内在的呼应”，“场景的变换”，“保持事物刻刻在眼前发生”，“戏剧场景的推进”，“事件律动与转折的紧扣”等（见我的《我与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一文），帮我完成后来诗中利用音乐的驱势、气氛的凝融以达致气氛弥漫和腾腾进展涌动的效果。外国的诗人包括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拉美（Mallarme），韩波（Rimbaud），魏尔伦（Verlaine），十九世纪末诗人塞孟慈（ArthurSymons），道荪（ErnestDawson），早期的叶慈（Yeats），早期的艾略特（Eliot），包括他的《空洞的人》，奥登（Auden）的《在战时》、《下午祷》，劳伦斯（D。H。Lawrence），狄兰·汤玛斯（DylanThomas），金斯堡（Ginsberg）的《吼》，柯索（GregoryCorso）的《炸弹》，洛尔迦（GarciaLorca），梵乐希（Valery），阿波里内尔（Apollinaire），白略东（Breton），艾吕亚（Eluard），苏白维尔（Supervielle），圣约翰·濮斯（St。JohnPerse），亨利·米修（HenriMichaux），杭内·沙尔（ReneChar）和里尔克（Rilke）等。
题记增订版序（2）
在这些现代诗人的作品里逐渐提升出来一些语言的策略，可以帮我在香港殖民统治下特殊现代性激荡的经验里找到一种抗衡的起点。简单地说，西方现代诗人为抗拒“分化而治”和知识、人性的异化、工具化、隔离化、减缩单面化的现行社会，为了要从文化工业解放出来，并设法保持一种活泼的、未变形的、未被玷污的诗，他们要找回一种未被工具化的含蓄着灵性、多重暗示性和意义疑决性浓缩的语言。
我后来的成名作《赋格》是在身体的离散和殖民地城市香港孤立断裂的伤错这双重冲击下产生。抗战胜利还没有透一口气，内战又把中国人狠狠地隔离，妻离子散凡四十年，饱受多重的错位的绞痛。我和一些其他的作家被迫离开大陆母体而南渡香港与台湾，在“初渡”之际，顿觉被逐离母体空间及文化，永绝家园，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焦虑、犹疑与彷徨；“现在”是中国文化可能被毁的开始，“未来”是无可量度的恐惧。五六十年代在港台的诗人感到一种解体的废然绝望。我们既承受着五四以来文化虚位之痛，复伤情于无力把眼前渺无实质支离破碎的空间凝合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在当时的历史场合，我们如何去了解当前中国的感受、命运和生活的激变以及忧虑、孤绝禁锢感、乡愁、希望、精神和肉体的放逐、梦幻、恐惧和犹疑呢？
我站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冥思犹疑，“追索”、“求索”，带着《诗朵》时期以来的诗的语言策略，进出于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的时空，作文化历史声音多重的回响与对话，一面利用古典语汇、意象、句法的重新发明，利用中国诗所重视的呈现的方式——让视觉意象和事件演出，让它们从自然并置并发的涌现代替说明，让它们之间的空间对位与张力反映种种情境与状态来表出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的方式——另一面融合西方现代诗提供的含蓄多义浓缩的语言来驯服凌乱的破碎的现代中国的经验。
*我是1955年进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在初期，我虽然已经认识纪弦、商禽，沉冬等人，但没有做作品互相切磋之接触，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翻阅外国的诗集和杂志，每天把日常生活里各种不同的经验在日记里试写成诗，算是一种磨炼吧，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发现，种下了我狂热写诗之外另辟途径成为作学者追寻的种子。其一，我发现几乎所有欧美翻译的中国古典诗都歪曲了我们本源的美学向度，约略在大二的时候，就曾试图用英文写文章批判这个事实，但当时终究因为语言基础未够成熟，并没有写成，但我那时已经知道通过中国诗翻译问题的讨论，可以触及中西美学间主要的差距。其二，在日记里写诗，有一次，我怎样写都写不好，就转过来用英文写，没想到一下就出来了，而且相当的不错，后来这首诗还发表在印度的TheVakReview上面。我发现我当时要写的那首诗是叙述性比较强的诗，恰好适合用定向性分析性的英文来表达。我反过来思索，发现印欧语系翻译中国诗时，往往把文言句硬硬套入它们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的表意方式里，而把原是超脱这些元素的灵活语法所提供的未经思侵、未经抽象逻辑概念化前的原真世界大大地歪曲了。我这个结论在当时并不这样清楚，但1960年我在台湾师范大学念英语研究所写的硕士论文《艾略特诗的方法论》的一章《静止的中国花瓶》里已经种下种子，开启了我后来的，《比较诗学》（1982），，本书和其他有关道家美学的文章里有关中西语言哲学、观物感悟形态、表意策略的基本差异更深层的寻索。
回到我在台湾大学初期的日子，我一面在日记里写诗，一面和王无邪、昆南继续用书信讨论新杂志的计划，不然就是暑假回香港时在茶室、咖啡厅里出点子。当时我们组织了“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办现代绘画的沙龙，展出现今响当当的台港画家的作品（香港的譬如吕寿琨、王无邪、张义等，台湾的譬如五月和东方画会的画家），同时连续办了两本文学杂志，其一是《好望角》（《好望角》就是我取的名字），刊登有新创意的作品，昆南很多重要的短篇小说，美国“被击败疲惫的一代”（BeatGeneration）和欧洲现代的作品都曾在这里出现，跟着又办《新思潮》，其间，我曾首先发难介绍台湾现代诗两种前卫的方向：存在主义式的感觉至上主义（当时举的是痖弦的《从感觉出发》与《深渊》）和具象诗的试验（当时举的是白萩的《流浪者》）。我们当时也参与从上海三四十年代带来现代派余绪的诗人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约略同时，我在《新思潮》上发表了我的《赋格》。这首诗给正在编《六十年代诗选》的编者痖弦、洛夫、张默看上，被编入这本后来为台湾现代诗定调而对后来者影响极大的集子里。这样不但把我放入他们推动的现代主义诗的运动里，他们还特地从南台湾的左营北上与我相会，并与商禽重见，谈了几个日夜，又介绍《创世纪》诗刊其他的诗人群如辛郁、碧果、管管、大荒等，终于成为忘年之交，并成为《创世纪》诗社的一员，除了在上面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诗之外，也写有关现代诗的文字和翻译西方作品。1960年，因为赵罗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根本消失了，我们无从看见，我就翻译了《荒原》，和一系列的有关艾略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