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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皇帝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公开向我们神圣的宗教宣战，并且驱逐所有在各省传教的传教士之后，逃往澳门避难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摆脱了这一打击所引起的沮丧。我们当中的一位神父希望率先尝试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在基督教明确被禁的情况下悄悄地返回中国，小心地、秘密地维持我们以前曾公开进行的传教活动。
在上帝的保佑下，这位神父在取得了成功之后，又返回澳门寻求帮助。许多属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神父也循着他的路线前往中国。渐渐地我们重新回到了曾被驱赶的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只是我们曾拥有的，并且可以用来体面地举行表示奥义的仪式的教堂丝毫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教堂在我们被迫流亡期间或被没收，或被用于非宗教用途。首位邀请我们的基督教徒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教堂。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希望皇帝以及帝国中的所有显贵能够大彻大悟，并最终归信基督教，因为许多臣民，也许是所有的臣民都会效仿他们的君主。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除非上帝惠予我们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不甚清楚目前的处境是否有过去的处境那样的价值，但我知道，对我们而言，目前的处境可能比后者更具有价值。通过目前的这种处境，我们的教会神职以及我们的作用将变得更加符合使徒的教义；通过目前的处境，我们将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奖赏。作为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而且也没有人敢收留他们的被驱逐者，我们这些传教士一时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几年来，我们还目睹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打击是如何落到了我们的同道身上。一些圣多明各教会以及本会的教士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处死，而另一些教士则被投入了监狱或遭受严刑拷打。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是率先进入这种美好历程的人。如果我们永远不配享有同样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他们身上得悉我们应当担心，或更确切地说，应当期望的事物。当我们有时从知县或巡抚的衙门前经过之际，不可能在看到所有这些布满在大门前的打手和士兵时坦然自若，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落入这些人的魔掌。当基督教可以公开传播时，我们可以毫不畏惧地进入这些衙门。在衙门内掌管事务的中国官员会请我们和他一起用膳，并要人们尊敬我们。而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敢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后者将会把我们当做犯人。大人，如果要我在目前的处境与先前的处境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
那么，我们力图在这一帝国传播的基督教失去了它真正的财富了吗？在那些带着某种过于合乎人情的目的加入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并未在其心中扎根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遭受迫害时会放弃信仰。在不同地方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些迫害有的发生于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有的发生于当朝皇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把滥竽充数者分辨出来。地位显赫、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徒因为过于眷恋其每时每刻都害怕失去的财产与地位，往往在基督教受到迫害时表现得最为软弱。尽管在不同省份当中还有个别这类的基督教徒存在，但人们可以断言，此类基督教徒的数目屈指可数。那么，依然还留在本教的基督教徒们表现又如何呢？大部分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通过为捍卫基督教而受苦受难来表明其信仰。在上帝的保佑下，这类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并非凤毛麟角，很少有教区不存在若干名这样的基督教徒。那些还没有公开表明信仰的人则完全知道他们若留在基督教内或要求受洗（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会面临何种危险。
我不是很了解这些被托付给我们四位法国耶稣会士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三位中国耶稣会士的省份。我没有其他神父的人名录，但通过我们每年让人印制的用来庆贺新年的日历的数目来判断，我们拥有的基督教徒家庭（不论是生活在船上还是在陆地上）的数目在2000~3000之间。我这里只包括了我们在湖广，也就是说大致是在湖南与江西省内的基督教徒。
本会的葡萄牙神父以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在南京（Nankin）省和浙江（TéKiang）省内拥有同样多的基督教徒。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我们在北京的法国神父。尤其是在北京，由于那里有传教的自由，其基督教徒的数目应当颇为可观。除北京之外，在这一帝国所有其他的省份都有一些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传教士。根据他们的神召的精神，热忱地为上帝的葡萄园而工作，他们不可能缺乏众多的被征服者。在被托付给我的那个小小的地区里，从去年9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我而言，我已经听了一千三四百人的忏悔，举行了一百五十次洗礼，其中有八十七名受洗礼者为成人。为了收获这小小的丰收成果，我曾经四处奔波，并因此相当疲惫。在这样一个通常每年才举行一次忏悔，有时甚至要两年或者好几年才举行一次忏悔，而且忏悔者说的是我们难以听懂的外语的地区里，要听十至二十个人的忏悔就得花上一整夜的时间。在听完这么多人的忏悔之后，通常就到了举行圣祭的时间。也许，传教会中其他比我早来的传教士们，以其比我多的经验、才能和热忱，能够获得更大的丰收。而另一些传教士则因为其负责照料的基督教徒住得更加紧凑一些，所以能够用较少的精力使更多的人得到更为经常的救助。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2）
我所处的位置是在湖广的中部。三四个月之前，我曾经偶然地来到被托付给河弥德（Lamatthe）神父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中国耶稣会士曹（Tsao）神父曹神父名貌禄，广东人，曾赴法国学习神学，后与骆尼阁神父返华，先后协助石若翰及河弥德神父在湖广管理教务。——中译注照料的湖广的上游。很多年以来，置身于山区之中的这些基督教徒们体现了早期基督教的虔诚。令我甚为宽慰的是，我在许多地方没有碰到一个偶像崇拜者。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徒没有与异教徒混居在一起，他们只知道向上帝祈祷与耕种田地。四年前发生于这些山区的宗教迫害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很好地经受了各种虐待的考验之后，却在这种迫害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最终不得不屈服。这些可怜的人仅仅是暂时的背教者，因为他们在其内心深处从未背叛过基督教。我曾经目睹他们为了能够重新入教，公开地以类似于早期基督教时期的苦行来赎罪，他们的这种虔诚之情令我钦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更大的热忱希望尽快获得这种恩典，这些人就像圣西普利安（Saint Cyprien）指示他那个时代的背教者去做的那样以大胆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重新来到审判官的面前，对审判官们的宗教信仰表示厌恶，并在忍受酷刑时只回答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且至死也只做基督教徒。
让我们感到钦佩的事情之一是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妇女的坚定态度。这些妇女在其异教徒的丈夫以及公公、婆婆那里终日遭到虐待，同时又无法从其往往住得很远的娘家得到任何救助。但她们没有中断自己的虔诚之情，并把自己的信仰作为其最宝贵的财产加以保留。在中国，存在着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许婚的习俗。许多后来变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其还是异教徒时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偶像崇拜者，而这种非常正式的约定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办法摆脱它们。在此，有大量这样的女英雄，她们虽没有殉道者外在的光荣，但却具有殉道者的一切优点。她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得到了其终日在上帝面前哭求的事物，即宽慰地看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