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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不准备对您讲述宋君荣神父在天文观察方面的所作所为。作为每个年度的天文观测资料的保管者，您比任何人都更能知道这类观测的功劳，比任何人都更能领会它的价值所在。我也不准备对您赘述宋君荣神父在完善与这些东方国家有关的地理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都寄给您了。甚至在最后一次得病前几天，他还完成了一部有关科钦支那和东京的著作，并在书中附有这些王国的地图。帕图耶（Patouillet）神父可能很快会把这部著作公诸于世，届时您可以请帕图耶神父把它寄到您那里。
宋君荣神父始终把从事宗教活动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未忘记自己离开其祖国的主要目的是献身于拯救人们的灵魂，甚至当局势需要的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宣扬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真理。为了履行这一始终被他视为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他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虽然基督教在整个中华帝国一般受到禁止，但人们还让我们在首都，即在皇帝本人的眼皮底下自由地行使我们的宗教职责。我们的教堂向所有愿意光顾的人开放。我们在那里祈祷，听人忏悔，主持圣事。更有甚者，当我们在不必冒失去所有一切的风险时，我们还走出教堂给信仰基督教的妇女、病人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精神救助。
宋君荣神父在上述传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别的传教士少，而若没有从事这些传教活动的话，这个传教士将只是名义上的传教士。他的抽象研究、频繁的熬夜苦读、各种各样的内外事物从未妨碍他做善事。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为观测天象彻夜不眠之后，先从观象台来到神工架，又从神工架来到讲道台，再从讲道台来到祭台，在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情况下从事着不同的宗教活动。确实，强壮的体质以及似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健康状态才使他得以如此行事，否则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
虽然他兢兢业业地忙于与我们的教职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日常职责，但宋君荣神父亦以同样的热忱投身于那些只有他才能胜任的其他事务。他曾根据皇帝的命令为那些刚刚入宫，但对中文以及相关事宜一无所知的传教士充当翻译，有时是当着陛下的官员的面翻译，有时则当着皇帝本人的面翻译。这是一项困难的差事，但宋君荣神父每次从事这项工作时均做得不错，并由此获得好评。
此外，他还为那些涉及到中俄两国交往的所有事务充当拉丁文与鞑靼—满族语（la langue tartaremantcheou）的翻译。也就是说，他得负责把所有来自大俄罗斯官方的拉丁文信件译成鞑靼—满族语，并把最初是满文写的中国官方就两国双边事务寄往俄国的信译成拉丁文。
在所有欧洲的宫廷里面，只要懂得两种语言就足以胜任这种性质的工作，但在这里则不然。在北京的宫殿里，人们还应该有充分的机智、无限的耐心，并且熟知地名、蒙古游牧部落以及在中俄边境之间居住的各个小的鞑靼王公的特殊名称，否则的话，人们就可能经常会把某一整个地区的名字与一座山的山名、一条河流的名字搞混，或者把一座山的山名或一条河流的名字与某个人或某个蒙古游牧部落的名字搞混，等等。此外，他在翻译时既缺少充裕的时间，也无法独自待在书房里或置身于书籍和地图当中，而是往往得在皇宫里面或在办理公务的衙门里迅速地进行。他得当着一大批中国官员的面进行翻译，而这些中国官员在等候宋君荣神父翻译时要么高声谈论着他们所特别关注的事情，要么用一连串五花八门但又毫无意义的问题去打断宋君荣神父的翻译。甚至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即宋君荣神父在头一天夜里接到任务，第二天早上就得把它翻译完毕，以便呈给皇帝过目。但这一切均未使宋君荣神父张皇失措和感到为难。他始终做到既能不耽误其工作，又能让自己轻松愉快。他在同一时间里一边翻译，一边与前来打断他工作的人讨论，并使后者向他提出的问题皆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更有甚者，在中国礼仪允许的情况下，他本人也会向他们提问。
这一人们被迫去承担的极端繁重的工作只是在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能胜任的必要情况下才交付给欧洲人去做的。由在位君主的先皇为向某些有才能的满族子弟教授拉丁语而设立的皇家学堂（le collége impérial）只存在了十五年左右，该校没有开设过任何把满文译成拉丁文的课程。继巴多明神父之后，宋君荣神父有幸担任了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以及首席教师。
始终对其服务感到满意的朝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了对宋君荣神父的满意之情，有时是以赞颂之辞来表示，有时则通过赏赐小礼物来表示。朝廷还很想用外在的荣誉标志来对他进行奖赏，但由于人们知道他并不看重它们，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
先生，如果我在向您叙述有关您故友的事情时扯得过远的话，还得请您多多包涵。由于您只了解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所以我很想让您通过他所做的所有值得敬佩的事情，尤其是其在宗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您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在其所处的极为不利的时期中，为传播基督教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曾有幸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中在尘世的审判者（les juges de la terre）面前捍卫基督教，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儿童的灵魂，因为若不是宋君荣神父用他每年收到的来自欧洲的那一点善款去供养教理讲授者的话，后者或许将被剥夺受洗的恩典。虽然宋君荣神父在传教中不会忽视任何儿童，但他尤其对被遗弃或濒临死亡儿童的受洗事宜格外关注。
对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充分赏识的彼德堡皇家科学院在1747年使他有幸成为其杰出团体中的一员。先生，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记住此事，即正是您使他以通讯院士的身份入选皇家科学院的。此后不久，时任伦敦皇家协会秘书的著名的德·莫尔蒂美尔（de Mortimer）先生建议他申请加入这一学术团体，并向他保证，只要他本人对提出申请不觉得有何不方便之处，该学术团体很乐意赋予他这一荣誉。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皇家铭文与美文研究院请他在论文完成时提交他的论文。他的信件、论文以及其他著作经常被作为该院院士的弗雷埃先生等第一流的学者引用，并始终受到好评，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这一杰出的学术机构里受到重视的程度。
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
宋君荣神父于1689年7月4日出生于阿尔比热瓦（Albigeois）省上朗格多克市的加亚克（Gaillac），1759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他接受了临终圣事。他在其最后的时刻迎来了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而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正是始终遵循最纯粹的基督教准则的基督徒的真实特征。谨致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1）
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
（1759年9月12日于中国）大人：
我只是在今年才收到承蒙您于1755年赐予我的大函。
您希望得到稍微详细一些的消息。尽管我通常几乎没有足够平安的处境来写这样的信件，但我将尽我所能来服从您的旨意，我将只在信中告诉您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相关事情。
我进入湖广省大约已有三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方。我看到，在上帝的保佑下，基督教在许多人的心灵当中得到了传播，而神圣的主还在以仁慈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这一部分遗产。在法国的某些人以为，自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流行的基督教的公开传播遭到禁止，并且所有在各省的传教士被遣送到澳门之后，除了首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已完全被消灭，或者说已迅速地走向全面的衰落。而在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