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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 ”，“知丁” 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朱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庭活动，报告说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等人妻子敬奉西僧，行“金天敬”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在欢宴时，被内官看到，添油加醋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伤风化。朱元璋一怒之下，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叶国珍愤愤不平 ：“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 ？”朱元璋回说 ：“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 。”一顿鞭笞，把叶发配瓜州作了农夫。宋濂性格最为诚谨，有一天请客喝酒，被皇帝派人探知。第二天，朱元璋当面发问：昨天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备了什么菜？宋濂一一据实以对。朱元璋笑笑说 ：“全对，没有骗我 。”唬得宋濂魂飞魄散。吴琳以吏部尚书告老还乡，元璋派人察看，远远见一农人坐在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 ：“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否 ？” 农人叉手而答 ：“琳便是 。”使者如实回复，元璋大喜。又如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例外；各衙门都有门额，只有兵部没有。原来这都是锦衣卫干的事。
在各衙门都有锦衣卫暗中侦察，一天礼部皂隶睡午觉，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无人守夜，被锦衣卫抬走了门额。当事人发觉后又不敢作声，也就作了典故。
有时朱元璋自己也作这种特务体验。如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元璋叫他老实罗。一天，忽然想证实一下老实罗是否老实，出其不意一个人跑到罗家，——城外一个小胡同里。只见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几间房子，老实罗正爬在梯子上粉刷墙壁， 一见皇帝老儿来了，不免诚恐惶恐， 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 老大不过意，说 ：“ 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烂房子 ！”即刻赏他城里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本人对检校并无好感，并喻之为“恶狗”。到洪武十五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清洗需要，特设锦衣卫，把侦伺处刑之权交给武官。锦衣卫前身是吴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领左右前后中五卫和仪鸾司，掌管侍卫法驾卤薄，十五年始改锦衣卫。
锦衣卫设有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二人，四品佥事三人，五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从五品副千户和六品百户。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全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互相勾结，合伙贪污，便下令法司严刑拷问，查出郭桓等人贪污官粮达七百余万石，于是大兴怨狱，史称“坐盗官粮案 ”，又称“郭桓贪污案”。 参与者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部伏诛。由此案而下狱拟罪的达数万人，很多无辜的官吏都被牵连进去了；追赃的时候，又任意扩大范围，百姓中中产以上之家几乎都因此而破产；而且下诏指明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永远不能赦免。民间一时怨声载道。由于“郭桓贪污案”乃有明开国以来第一大贪污案，朱元璋不免借以造势，以儆效尤。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上疏奏报民情不平，朱元璋就亲自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余敏等又奏郭桓案所指证的都是法司严刑拷打逼他招供的，大多是冤案。朱元璋只好一面将郭桓等人的罪状用皇榜示于天下，一面将制造冤案的右审刑吴庸等处以极刑，借以平息人们的怨恨。
在郭桓贪污案中，朱元璋虽然借之生事，株连了无辜，但却反映了他对这件开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的警醒与重视，想用严刑杜绝官吏的贪赃之风。
朱元璋不仅借郭桓一案大开杀戒以儆效尤，而且颁行书册，以警告各级官吏。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醒贪简要录》，让食禄者多多体恤百姓，不要贪暴；又于洪武二十二年颁布《大诰》律，对官吏贪赃违法，施用重刑。
在朱元璋严刑打击和书面警示的两手治理之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官吏之间的贪污之风加以抑制，甚至出现府州级官员贪污赈灾款的案件。
洪武十六年至十八年，河南连续三年发生水灾，民不聊生。朝廷连续三年发派官员携钞到河南，会同当地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对灾民进行赈济。洪武十八年，郑州知州康伯泰、康武县丞柴琳等将赈济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为己有。康伯泰贪污１５００贯，柴琳贪污２００贯，布政使杨贵是７００贯，参政张宜为４０００贯，王达８万贯，典吏王敏１５００贯，张岩５００贯。赈灾款被这些贪官据为己有之后，灾民生活艰难。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不得不典妻卖儿以求度过灾年。上述官吏的贪污事件暴露之后，相关人员立即被逮捕下狱。各贪污之人，除了参政张宜等为功臣之子，免死充军之外，其余官吏一律处决。此案反映了朱元璋推行的“重典治吏”的国策。
但它发生在郭桓贪污案之后，本身也就说明了，朱元璋的两手政策固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官吏的贪污之风，却没有根治的疗效。
建国初年，功臣和官吏对天下百姓的敲榨勒索、侵占民田财物等是一大弊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