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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苛刑诛灭，一网打尽，满门抄斩。洪武年间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杀了多少豪门望族，甚至一个地方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时说 ：“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
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戳。沿途节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
朱元璋将抄没的豪族田产收归国有，然后大部赏赐给新的官僚贵族，小部分还给农民。用屠杀手段加速改变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无一幸存。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充分合理利用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对政府怨恨不平的心理情绪，朱元璋用了２０年时间，任用大量监生，大规模地举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为农业决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６００多年来，历朝历代多少政治家梦寤以求却没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进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为６００多年来，从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普遍调查，土地簿藉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且就连这些不符实际的簿藉也大部轶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记，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经过实际丈量以后，使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都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序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是为鱼鳞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洪武廿六年，全国水田登记总数为８５０７６２３顷，夏秋二税收麦４７０万石，米２４７０万担。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１２１１４７００担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通过人口普查编定了赋役黄册，并重新确立了新的乡村管理组织机构。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十户地主为里长，把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每年由当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养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于实际。据洪武廿六年统计，全国有１６０５２６８０户，６０５４５８１２人。比之元朝的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１１６３３２８１户，５３６５４３３７人净增３４０万户７００万人。
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４０９８７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 所在人民必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 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 以凭保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 ：“民间（氵丽）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氵丽）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小民 。”加上朱元璋认为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 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
五 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 ：“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 。”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