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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南丁格尔在印度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在那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比英国青年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上六倍。通过卫生方面的改革,在1863至1873年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的年死亡率下降了75%。○14
1859年,南丁格尔的《医院笔记》第一版出版了,该书继续革新着医院建设的理论。1860年,在公众捐款的帮助下,她建立起了南丁格尔护士培训学校,该校的准则是,护士既应受到医院的专业训导,亦须在家庭修养自身道德。在此过程中,南丁格尔将护理行业逐渐转变为一种现代化的,令人起敬的职业。在以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护士从业者从28000增加到了64000人。也许更说明问题的是,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的人口调查中,护理从“家政” 类别被修正到“医务” 职业类别中。○15
南丁格尔再也没有从她三十几岁患上的克里米亚热病中痊愈。直到1910年她去世,在她回到英国以后的55年里,她不断地晕厥发作,经常虚弱得无法站立。然而,在她的一生中,她写了大约12000封信,200本书,还有一些报告和专著。
根据南丁格尔本人的愿望,没有为她举行全国性的葬礼,也没有把她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陵园。
“我的记忆的初始与终结,” 她写道,“皆系于护理。”○16
孩提时,我想像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温和甜蜜,其实她并不是那样的。我以前从没想到过,她会是一个督导者,一个统计学家,一个说客。我现在仍然无法习惯于把她想成一个“社会企业家”,尽管她的确符合那个原始定义:通过许多意义重大的工作,提高了保健资源的“生产力”,或说是“产出”。除了为护士们开辟了事业之外,南丁格尔还为卫生与医院管理创立标准,它们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
医学科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突飞猛进,于是有人可能会想,无论有没有她,这些变化都会出现。这样说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说的是,知识的存在与知识的广泛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事。如果知识本身就足够了的话,每年就不会仍然有数以百万的儿童由于腹泻而死于脱水。(詹姆斯?P?格兰特念念不忘的,正是要防止这些本可以防止的死亡,他的工作将在十九章里记述。)
改变一个体制,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态度,期望与行为。它意味着克服怀疑,偏见和恐惧。旧的体系不会欣然接受新的想法或信息;维护现状者会面对常识而固执地无动于衷,南丁格尔和英国军官们进行的许多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尼科洛?马基亚韦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在其对政治与权力的经典分析中,评论道:“没有什么比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更难成功,把握起来更具风险的了。因为旧秩序的所有得益者都会是改革者的敌人,即便是能够从新秩序中获益的人,也不过是不那么激烈地捍卫旧秩序罢了。”○17
可能恰恰因此,社会需要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为道德力量所驱使的社会企业家,来打破已成为阻碍进步的旧程序,创立起新的秩序来。要促成一种体系上的变革,并确保这一变革在习俗与文化方面深入人心,需要的是专注,实际可行的创造性,与一种长期、坚韧的能量和精力。有一些特定的人,由于其动机的特质——其不可言喻的痴迷,其行动与成长的方向性,其不可动摇的信仰——看上去特别适合领导这一进程。
第五章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美国的彼尔?德雷顿:气层
彼尔?德雷顿1943年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亲威廉?德雷顿爵士出身于一个英国贵族家庭,是个我行我素的人。1901年,19岁的威廉受泰迪?罗斯福的鼓动影响,从哈佛辍学,去做了一个探险者。他多年在撒哈拉进行考古勘察,并在英属哥伦比亚寻找金矿。
德雷顿的母亲琼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琼是个天才的大提琴家,十几岁就在墨尔本交响乐团里演奏。在大萧条期间,她怀着成为世界顶尖大提琴手的梦想,19岁时就只身前往纽约。尽管她演奏得很专业,但是,当她认识到,她永远也达不到使她自己满意的水平时,她就放弃了演奏,开始将她的精力投向发现有希望的年轻音乐家,并在纽约市政厅为他们安排首演。
“我的父母都豪无束缚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去做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出色的事,”德雷顿告诉我说。“他们看上去很保守,很传统,其实他们很乐意做出格的事。”
四年级的时候,德雷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他创办了一个两页纸的班级报纸,名为“哨兵”,很快,它就发展成一份32页的月刊。他招募了一些作者和插图制作者,说服当地的商人在杂志上做广告,使它发行到纽约市的几个小学。
“哨兵”是一个有着决定作用的经历。“我不善于运动,” 德雷顿回忆说。“打棒球和橄榄球让我特难受。但这东西我可很善于做。它给了我一种力量、创造性、和掌控的机会。所以很能吸引我。”
德雷顿从高中升入位于麻省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他创建了“亚洲社会”,并使其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组织。他接管了学校的文学刊物《镜子》,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1957年,14岁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次抵制当地的伍尔沃斯商店实行种族歧视的活动。当校方威胁要给他纪律处分时,德雷顿到处在树上贴标语,痛斥种族隔离,然后他给当选的官员们发信。来自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对他的信做出了回应,给菲利普斯学院的校长打了一个电话,捍卫那个男孩子进行抗议的权利。汉弗莱赢得了一个终生的支持者,而德雷顿因此学到了,写信是有回报的。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3)
德雷顿喜爱历史,特别是印度历史。自从他在四年级的地理教科书里第一次看到对克什米尔的描述,他就被印度迷住了。甘地的理想对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在十年前甘地领导印度实现了独立。随着民权运动的势头在美国逐渐兴起,马丁?路德?金开始仿效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德雷顿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
甘地最使德雷顿着迷的,是他的“如何去做”:甘地是如何设计他的策略的?他是如何建立他的体制的?他是如何推广他的理想的?德雷顿发现,尽管甘地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其实他全力投入到政治活动、行政管理与实施的所有细节之中。○1
经过多年思考,德雷顿确认,甘地最伟大的见地,是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正在世界上出现,它不是植根于法规之中,而是植根于情感的共鸣之中。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变化是需要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人民生活在同族的社区环境而很少迁离其出生地,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很适于统治人类的各种关系。但是世界在飞速变化,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之间已有了太多的相互作用,这些大量相互关联的作用使得法规过时,信仰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的环境要求人们在道德方面更加自律:人必须能设身处地地为周围的人去考虑。那些无法适应规则千变万化的环境,或是无法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同样无法明智而符合道德规范地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德雷顿断言,他们会越来越被看作桀骜不驯的独行侠,而游离于社会的边缘。
这些变化并不是甘地造成的,但是他看到了这些变化。“它从极端平等主义变型转变而来。情感共鸣变成了世界上一种强有力的新的力量,” 德雷顿加上了这样的话。“而甘地利用了一些政治工具,从而使这一新兴力量确实具有了政治穿透力。他认识到,需要使强势者面对那一事实:他们并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人。一旦你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那样去做了。”
他是如何做的呢?
甘地于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