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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奠基了湘省的工业化相比，陈宝箴让人耳熟能详、功在后世的是开启了湘人的“民智”与“民权”。
有评论称：办轮船公司、制造公司、及通电报等，设算学堂、武备学堂等，张之洞也做过并称之为“西法”，其性质基本上为西艺。而陈宝箴、三立父子在湖南设南学会、《湘报》馆、时务学堂等，则是实行张之洞所未能实行的那一部分西法，其性质为试行西政。
所谓“开民智”，即包括开发“民权”、“公官权”、“务分官权与民”等现代理念。所谓“开民权”，其具体落实则为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具有公共论坛性质的《湘报》，具有新政人才学校兼公共论坛性质的时务学堂等，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实行的地方自治实验暨民权实验。
陈宝箴在湖南进行的政治改革主张渐进徐图，而康有为、梁启超辅佐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抗衡，并期盼以激烈的非常手段解决中国的宪政问题，结果反被“后党”以非常手段解决，史称“戊戌之变”。
今人刘梦溪先生曾说：“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所谓“滥保匪人”，即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均为陈宝箴所保荐，还有两君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均非同寻常。
湖南是变法维新先进域区，尤为反对变法者所嫉恨——
义宁父子10月21日获惩，第二天，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钧就上奏慈禧，认为处分太轻，提出：“如陈宝箴之保谭嗣同、杨锐，王锡蕃之保林旭，适以增长逆焰，助成奸谋。此当与发往新疆之李端一例重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
10月14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奏陈宝箴巡抚湖南时所设之南学会、湘报馆等虽已裁撤，但保卫局还继续存在：“闻保卫局皆陈宝箴所用邪党劣绅，希图薪水，而后选道左孝同把持尤其，不顾虐民敛怨，酿成乱端，且捏称商民情愿捐资，办有成效。”
张荀鹤还捏造证据，指责陈三立贪赃受贿。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未能得逞。
慈禧对湖南新政的改革成果更是铁腕雷霆，她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
“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2）
陈宝箴罢官后，回到江西，在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境内）下筑“靖庐”栖身，生活惨淡凄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卒然去世，终年69岁。
其死因《清史稿》未载，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江西知名学者宗九奇先生曾刊布过一条鲜为人知的材料，即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在遗世的《文录》手稿里，有如下的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6月26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如同义宁陈氏一家三代的学术思想，是近现代中国一宗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财富，义宁陈氏一家三代——陈宝箴先生（1831～1900年）罹难于戊戌政变；伯严三立先生（1853～1937年）在当七七事变爆发后，忧愤成疾，拒不进食，拒不服药，以身殉国；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死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不仅与近现代中国之悲剧命运息息相关，而且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身报国、文化托命的品格。
胡思敬，江西宜丰人，字瘦篁，晚号退庐，寓居南昌。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
胡思敬一生著述颇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戊戌履霜录》、《九朝新语》、《国闻备乘》等。后一部书，是在京都1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其中“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于一部现场的目击现实，其史料价值显然为一般的逸闻野史所无法比拟。
要感受维新中坚们那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后人们应该去看看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而想要了解与此同时的守旧派尤其是保守官僚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不满与攻击，后人则必须看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以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乱。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凡文士轻率浮躁，好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见，用之不慎，皆足以误国殃民，其失职无聊者尤可惧也。陈宝箴以信用梁启超而败，翁同龠以信用张謇、文廷式而败……当新政盛行，各督、抚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实皆三五少年狡狯之技。天下兴亡，不亡于长枪大剑而亡于三寸毛锥。吁，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部候补，亟请于孝宗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刻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
从讥讽盛杏荪办洋务，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从抨击朝臣延揽不当，到不厌其详辩君主专制之诬……凡是那些变革维新之举，对胡思敬来说，都像是勒在他的脖子上的无形绳索。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录》，书名便满透着沁骨的寒气。这绝对是个没有掺水的原装汉人，也绝对是清腐朽王朝的铁杆保皇派。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较大规模的前朝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之若骛，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江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沈曾植、李岳瑞等26人。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共同的政治目的，有胡思敬的追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于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
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即是指他们这批人的亡国之音、复辟之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