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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将上述情状复疏奏上，但又得出蔡寿祺“虽不能全部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的模棱两可的结论，并提出“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应由慈禧“宸断”。
慈禧早已作出决断。次日，当倭仁等入朝复奏时，她便把亲笔写好的朱谕拿出来，交给倭仁、周祖培等阅看，并说道：“诏旨中多有错别字及辞句不通者，你们帮助润色一下。”
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查到了这份资料的复印件，确实是错别字连天，这是慈禧亲拟的第一份懿旨。周祖培阅后，添上了“议政之初，尚属谨慎”八字。慈禧又催促道：“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
这道以同治帝名义下达的诏旨写道：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5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恭亲王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又改善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当时在朝中的威望很高，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许多满汉大员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同时对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很不理解。因此，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为此专门联名上奏，署名者多达70多人。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给事中、御史台谏，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这完全出于慈禧意料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好被迫作出妥协，当然她也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4月14日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以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便可“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这份谕旨中讲恭亲王当时痛哭流涕，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被其玩于掌上，他深感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这个女人。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遣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寅畏之心，深自敛抑”，恭亲王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由此结果可以看出，蔡寿祺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破坏者，也是历史罪人。
胡平：小人为求一己富贵，不惜败坏大局，蔡寿祺堪称一个典型。他的一生还有着多少“谋人”的情节、诬告的片断，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在他总状告及时并状告成瘾的表现中，隐约折射出明清两朝赣地讼风如潮的情形。
而历史的吊诡是，蔡寿祺虽做小人，却未获富贵。慈禧要用他时，召其面见，抚慰有加，又赏黄金百两，并允诺日后擢升他为一品大员。慈禧用完他，便像对一盘冷饭残羹，以后不再搭理了，更谈不上“罩”着他。恭亲王及其他坚持洋务的朝臣对他深恶痛绝，他的“为太后而死，死不足惜”的表白，最后换来的却是“即行革职，勒令回籍”的严谴。
蔡寿祺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从此一片潦倒，50多岁就须发皆白。他的大女儿，许配给汉阳袁侍郎的公子，尚未完婚公子就病死了，是所谓的望门寡。他的三女儿，嫁给江夏知县彭祖寿的儿子，可嫁过去不久又死了丈夫。夫死无子很难在夫家立足，出殡那天，她喝了毒药，以死殉夫。
屋破偏逢连夜雨，晚年连连遭遇这样的打击，放在谁的身上不会身心皆痛，茕然孤影？可蔡寿祺不，他拿着两个女儿的守节殉夫之事，到处乞求人家题咏。借骨肉的大不幸，四处招摇，沽名钓誉，此人的无耻，也算是到家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1）
——走进晚清之三
胡平：晚清江西籍的官员能有影响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3位。
湖南是变法维新的风云地，巡抚陈宝箴所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襄助赞画的湖南新政，可以说是清末改革的模范区域，一度闻名中外。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以举人出仕，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曾上疏陈说时局利弊得失。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他推行新政的功绩，首先在于他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以救国民”。他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正如当时《湘学报》所赞扬：
“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
陈宝箴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官矿领导机构——湖南矿务总局。他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陈宝箴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陈宝箴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年～1897年两年之内即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
陈宝箴的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
陈宝箴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陈宝箴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
陈宝箴还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他上任的第一年就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是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
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这就是“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
与奠基了湘省的工业化相比，陈宝箴让人耳熟能详、功在后世的是开启了湘人的“民智”与“民权”。
有评论称：办轮船公司、制造公司、及通电报等，设算学堂、武备学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