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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典型意义的人物便是严嵩。
还在礼部右侍郎的任上，他奉命去祭扫世宗父亲的陵墓，回来后禀报说：臣去的时候，一路阴雨绵绵，祭祀的那日天空却一下晴朗起来。更神奇的是，在枣阳采碑石的时候，一只只洁白的鹳鸟在半空中飞舞，令臣感动极了，真是天神眷爱啊！明世宗嘉靖皇帝本来就迷信道教，信神信得邪乎，满心欢喜之下，当即将他的官连升两级，做了“陪都”南京的吏部尚书。
此后，眼看着满朝官员取悦于皇上的手段越来越高超，有献白鹊、白鹿、灵芝等“祥瑞”之物的，有献诗赋与宫廷歌乐的。严嵩后来者居上，充分运用起自己的强项——在对于皇帝心绪与意图的揣摩、把握上，他绝对是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为皇上写出了一篇篇斋醮时候祷告神灵的表文，即所谓青词。于是，严嵩不久由南京调到了北京，先做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内阁首辅。世宗并赐给他一方银印，上刻“忠勤敏达”四字。搞到后来，惟有他写的青词，才能让皇上满意，史称“青词宰相”。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4）
方志远：另外，他们俩侍候的君主也不一样，严嵩所伴的是嘉靖皇帝，而此人是一个不好侍候的皇帝。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中说，嘉靖皇帝是一头虎，看起来他老是在睡觉，可一旦醒来就要吃人，“伴君如伴虎”在嘉靖皇帝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与杨士奇比较而言，严嵩的悲剧在于他处于一个不好的时代，而且又碰到一个不好的君主，因此造成不好的结局。
严嵩最后的垮台跟他儿子有很大关系，严嵩在朝中如履薄冰地伴君，儿子却在外面嬉笑怒骂地弄权。严世藩为父亲招了很多怨，一有人升了官，他就告诉别人这是他老爹帮的忙，自然这个忙不能白帮。反过来，有人被杀、受刑、吃官司，人家自然也就迁怒于严嵩。严嵩是60多岁才入阁，活了80多岁，但死之前被贬官，最后是病死的，死后被鞭尸，被明史列为“奸臣”。后来他的儿子也被杀。
严嵩没有解缙的结局那么悲惨，这与嘉靖皇帝对他还有些感情有关系。明世宗从小身体不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严嵩60多岁入阁的时候，身体还那么硬朗，嘉靖便想沾一点严嵩的寿气，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一长就有了一些感情。严、杨两人有一点相同，他们俩的儿子都不好，杨士奇的儿子叫杨稷，是地方上的恶霸，伤害了很多人命，杨士奇的晚年因为儿子的事情搞得很被动，在很多问题上说话底气不足。尽管杨士奇在京城的名声很好，但在地方上的名声很不好。严嵩在这方面却恰恰相反，他在北京的名声不好，但分宜人都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其中我谈到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自从立了奸臣传以后，就没有昏君了，奸臣都成了昏君的垫背，要承担昏君所做一切坏事的责任。严格来说，严嵩在某种程度上为嘉靖皇帝背了黑锅。汤显祖在有些方面与解缙很相似，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但他幸运地是从来没有进入最高决策层，尽管他被张居正等人忌讳，但仕途失望之后就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汤显祖在考进士之前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他被遏制了一二届，到第三届才考取。活了60多岁，死于善终。
解缙、杨士奇、严嵩、汤显祖都是进入了官场的读书人，从这4个人的一生来看，我们又可以从中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一生比较圆满，基本成功，以杨士奇为代表，他可以算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明朝能够出现“伦宣之治”，他从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文人进官场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中国的现实就是官本位，历史上江西一些知识分子通过进入官场确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
第二种是有所成就，但结局不幸，这可以解缙为代表，他也应该算是成功者，其成功在于对洪武皇帝的晚年苛政提出了批判意见，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对永乐初年稳定政局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主编了《永乐大典》。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他个人性格造成的悲剧，但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不能以哪一个人是否善终来判断其人生价值。从这一点来讲，解缙在明朝政坛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杨士奇。
第三种是被官场恶习同化的读书人，以严嵩为代表，这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的诗、文、字以及锐气都被官场磨灭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
“东边不亮西边亮”，汤显祖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过官，但多是闲职，他可以另辟蹊径，一心搞戏剧创作，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宋应星进入不了官场，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乡村里，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
第四种是“东边不亮西边亮”，以汤显祖为代表，他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了官，但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闲职，在南京做太仆寺不过就是一个养马的官。由于他进入不了权力中枢部门，便可以另辟蹊径，一心搞戏剧创作，其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成就了个人的历史地位，对于推动民族与赣地的文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宋应星身上我们看到了江西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他进入不了官场，却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乡村里，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为写这本书，他一是看各种古籍，二是到各地考察，到景德镇看烧窑、铸坯，到玉山、铅山看当地的造纸，看进贤的铁厂，以及千里迢迢去考察江西人在西南地区的冶炼，把各种工艺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
同时代的类似人物还有一个李时珍，我估计他的祖籍也是江西，这还有待考证，他写了一部《本草纲目》。明朝后期有三部总结性的科学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三个作者都是南方人，这说明当时南方的科学技术超过了北方，读书之风也是南方超过北方。但前者是以官员的身份做这件事，后面两位则是在民间做这件事，而且都做得很优秀。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5）
胡平：奉新县人宋应星的命运，是典型的自然科学家在江西的遭际。
宋应星考场官场上命运颇为潦倒，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全省一万多人参加的乡试中，他考到了第三名，可这年他已经29岁了。以后屡屡赴京会试，前后5次，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得不在当了20年举人后，悄悄地去本省的分宜县做了一名教谕，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名正科级的县教育局局长，官职不大，却是个能做学问的闲差“以文学著述自娱”。在分宜做了4年教谕后，又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亳州知州，总在任上伺弄着几分“自留地”，又总是任期未满就想着回故园一门心思“自娱”……
这一“自娱”的结果，便有了《天工开物》、《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五部著作，其中《天工开物》一书，广泛、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术，挖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技术，并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字。理论上也有突出成果，在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框架下，作者明确提出“种性随水土而分”，这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的最早的科学论断。作者又认识到各种金属自有不同的活泼程度，并总结出利用这一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感觉到了“质量守恒”的原理，并对其作了初步论述，在130多年后，一个叫拉瓦锡的法国人才最终确立这一原理。在物理学上，作者提出声是气中之波的见解，船舵所激起的水流使船体旋转……它们比起现代力学来当然过于简单，但倘若没有它们作为基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