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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永嘉的包产到户闻名全国，而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实际上实行包产到户的并非永嘉一个县，苍南等地也这样做。其后不少农村往往是明里集体统一出工，计算工分，暗里农民耕作自家责任田。小商品生产也一直小打小闹地进行，如金乡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加工语录牌、领袖像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民间工商业普遍受到抑制，但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市日仍有二三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甚至粮食的买卖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仍未能根除。永嘉桥头镇劳力不到5；000人，外出弹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更是高达1；000人，而此时外出的劳力共达3；000人，已占全部劳力的60％。虹桥仙佯陈村在20世纪60年代末走街串巷卖麦芽糖的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由于当时实行粮油和棉布定量发票供应，在乐清与温州等地，许多人开始往返于温州和上海、杭州之间，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等谋取糊口的收益。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政府对农村基层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迫于生存压力而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越来越多，致使温州在当时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加以严厉的批判。
在浙江这些往外走的农民大都是能工巧匠，他们都有专业化分工，而且在某些小商品和产品的制造上各有传统经济的支撑，能工巧匠们从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很具体的服务业做起，随着分工发展以后呈链条状逐步延伸，这些技术很容易延伸到周边其他地方去，并且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农民很容易学会，转行快，所以很容易吸纳就业，形成市场。如绍兴倚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日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日后大力发展服装产业；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日后大力发展小五金；温州人发挥肯钻研、善模仿、能吃苦、会经商的精神，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钮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织等小商品。现在这些市场的规模都非常大，小的有几十个亿，大的则有几百个亿。它们在全国专业化市场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都很大，这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大面积向外辐射了，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加工能力，而且营销还形成了网络化，其他地方已经没办法和它竞争了。
大企业的很多信息是靠研究所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而对于遍布浙江的这些小企业来说，市场就是信息员，消费者到这里来买东西讨价还价，什么东西好卖，什么款式好卖，出什么价格，它在市场上第一时间就反映出来了。因为它们是“前店后厂”，如果你需要的话，它马上就给你生产出来了，这样的话它总是把握市场的节拍，总是走在市场的前头，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市场的需求。香港上市的时装款式，温州在一周内即可生产出来并迅速地投放市场。日本的打火机经过温州人的学习效仿，出产的打火机与日产相比从性能、质量到外观上都让人难分高低。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表明，全省66个县市区的区域特色经济广泛分布在农业、工业建筑劳务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共涉及工业中的110多个小行业和农业中的30多种农副产品，生产企业有13万家之多。据精确估计，1996年，浙江66个县市区的工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7。4％；农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9。8％。据不完全统计，当年66个县市区中特色产业（品）产值超过1亿元的区块有306个，总量达2；664亿元，平均每个区块规模达8。7亿元，其中产值在10亿元～50亿元的区块有91个，50亿元～100亿元的区块有13个，超过100亿元的区块有4个。它们对整个浙江的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浙江人有流动的习惯，喜欢走街窜巷做些“鸡毛换糖”的小本生意，像义乌以前就有换鸡毛的，把回收的鸡毛做成鸡毛掸子去卖。“敲糖帮”的组织管理复杂而又严密，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又兼顾现代管理的不少理念，为今天的义乌人管理现代小商品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义乌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县城，开集市还是逢单开或者逢双开。但现在的义乌足以让全国刮目相看，凡是做小商品批发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有几十个国家的贸易组织在义乌有常驻机构，那里集散了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但主要还是义乌本地的商品。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打衬衣的价格便宜得简直让你没法想像，平均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想想连买布也不止这点钱，但在那里就有那么便宜。上海城隍庙的很多小商品都是从义乌进的货。现在义乌干脆在上海福佑路又建了一家小商品市场，它在上海都能占有市场，在全国就更不用说了。义乌还有一个老板私人投资几千万美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了一个小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这正是浙江人（尤其是农民）自主谋生冲动和自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中流动最典型的当属温州人，他们甚至走到了国外，在整个欧洲都有“温州帮”。温州人可以凭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制品生存，把这些东西卖掉以后，买张飞机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竟在那里做了老板。
有学者对北京的“浙江村”作调查，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浙江农民的土地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减弱，尽管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还抱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离开田地做工、经商、上大学表现了坚定的意向，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甚至做好了随时远征、另行开辟新天地的准备。问卷结果显示，“浙江村”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农民的孩子应以种田为本”的说法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总数的7％和15％，而不太赞同的和很不赞同的却分别达到35％和21％。“浙江村”的农民很愿意和愿意到一个条件差、风险大，但机会和挣钱多的地方去发展的，分别高达16％和35％。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确实制造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假冒骗”在经济过程中时有发生。乐清县柳市镇产的矿灯漏电，几十万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杭州市被当众焚毁，还有假烟假酒假商标等等使“温州=假冒骗”曾被一时传扬。这不仅大大制约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温州的形象。为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在1994年大力抓了以“质量立市”的全民工程。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3）
有些温州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却振振有辞。比如说皮鞋，当时温州的皮鞋价格很便宜，别的地方一双皮鞋可能要100多块钱，温州皮鞋则不到20块钱一双，而且样式很好，但是这个皮鞋是纸做的，穿三个月就坏了。那么人家就说温州人怎么卖这种纸皮鞋呢？这不是骗人吗？有些温州人是这样解释的，你花100多块钱买一双皮鞋可以穿一年多，同样花100多块钱可以买5双甚至10双我们的皮鞋，而且可以经常换式样，等于是天天穿新皮鞋，成本也降下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
从这“歪理”中却可以看出部分温州人的一种快速消费的理念。在早期原始积累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包括产品设计等一整套理念都表现出短平快的节奏。等到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现在温州很多企业的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了，产生了很多资产几亿、几十亿的私人企业，这时候他们开始考虑建立品牌了。温州有两个品牌，一个是地方品牌，即温州作为一个地方的品牌，就像谈到葡萄酒就会想起法国一样，温州的电器、皮鞋、打火机现在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是企业自身的品牌，温州现在有好几家知名企业了。
温州人现在对此看得很清楚。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