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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7000年前，在现在浙江叫河姆渡的地方，一群身穿树皮的祖先，种出了一种日后被称为水稻的植物，中华民族由此走出狩猎进入农业。5000年前，在浙江北部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部落，玉器是它的图腾，这些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玉器，至今还作为石器时代的遗传密码让人们苦苦破译。2000余年前，浙江称为“越”，越王勾践和越女西施构成了那个风烟滚滚、兔起鹘落的时代里最荡气回肠的故事。白居易先生吟完“能不忆江南”，就是宋代了，岳飞在此怒发冲冠，仰天长啸；陆放翁也在此与年青时的恋人不期而遇，喜极悲极，他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以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王国维、秋瑾、鲁迅、徐志摩……直到不久前在中央台八频道播出、拍摄于浙江东阳的《橘子红了》。西湖，自然山水的经典画卷；大运河，饱含了历史文化的底蕴；浙江——鱼米乡，丝绸府，风月地，文物邦，从来是一个令世人向往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里，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许多人眼里也是一个谜。
浙江省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除了宁夏、台湾及海南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谷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为0。57亩，大大低于全国1。2亩的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不及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矿产、能源资源也比较贫乏，在全国“各省市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中浙江排行倒数第三。
这种客观上的资源状况，从两方面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浙江农业生产在这种土地条件下，尽管农民精耕细作，土地产出量高，但几乎已经接近了农业增长的极限，很难再有扩大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在矿产能源短缺的条件下，浙江又无法成为全国性的重工业发展基地，在全国工业生产中也很难有浙江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别的优势，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也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在“一五”期间，国家出于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及准备要和台湾打仗的需要，把主要的资源配置到那些自然资源相对丰厚、地处内陆的省份，沿海的浙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
“一五”时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0。84％，直至1978年，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54。3亿元，仅占全国的1。6％，以人口平均计算，列全国各个省份的最后一位。处于前线位置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在此的固定资产投资总共为6。55亿元，平均每年只有0。2亿元。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工业生产在资源型和投资型方面显得相当薄弱，浙江经济在资源与体制的双重约束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很快让世人刮目相看！1979～199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6％，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高出3。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三番，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第十四位跃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515元，也居全国第四位。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
还必须充分注意的是，浙江的GDP值是按区域统计的，相对比较准确。可还有一个GNP值是按人算的，浙江人在外地办的企业远远超过外地人到本省来办的，所以这个GNP值没法算，但肯定是比GDP值高得多，因为GDP值是只有在浙江办的企业才算入浙江的GDP值。广东的GDP值虽然看起来比浙江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等地的资金，按人算这不应该算广东的，因为这些财富不是控制在广东人手里。而浙江虽然有很多人在外地办企业，但财富却是实实在在控制在浙江人手里。经过20余年的发展，浙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1979年到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3％和9。5％。到1997年，浙江全省多数地区城乡居民已基本提前实现小康。浙江老百姓的存贷款比例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存款大于贷款，每家银行的总行都会把浙江支行的存款调剂到其他地方去放贷。到去年末，浙江民间资本的盘子已达5；000亿元，其中有3；500亿元滞留在银行。
浙江如同一个跳远高手，从改革开放前最多是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一跃为当下中国的经济大省。当它的邻省——人口也是4；000余万的江西，在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仍低16个百分点，大抵上还处于农业社会时，浙江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全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85％以上，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浙江还是体操王子，以市场为木马玩起了托马斯全旋，让国人如走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比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小省，就是在并不多产羊毛的地方办起了羊毛衫市场，在不多产棉花的地方办起了轻纺市场，在不多产牛皮的地方办起了皮革市场，在不多产钢铁的地方办起了五金市场，在不多产木材的地方办起了三合板市场……仅义乌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年的成交额就近200个亿。抗战时期有一首能将中国人的血点得着火的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今日浙江人开辟出的市场遍及国中，甚至开去了欧洲、北美、南非、阿富汗，这市场真是给浙江人造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其中最响亮的又当属“浙江”这两个字的品牌。
马年春来早。春风吹得桃红如霞，柳绿似烟，新叶在攒拥，老根在发力。在2001年里，我发现不仅是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变高变大变美。杭州亦然，她将新区余杭、萧山揽入怀中，从此杭州春色之美又豁然开朗，更为缤纷深沉。可这一星期里，我却未能走苏堤白堤，看平湖秋月；也没去余杭的径山，品与龙井齐名的径山茶，或去良渚古文化遗址看那些美仑美奂的玉器……
我此行的目的和全副心思只有一个——依靠学界同人，探询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谈浙江，自然得先谈鳌江畔名闻遐迩的温州。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
温州人对钱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却是一致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2）
周伟林（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如果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那么浙江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自发的秩序。
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确实是比较紧张，生存状态不是很好。以温州而言，改革前农村劳动力大约有70％即约110万余过剩。这些人长期被困在贫瘠的土地上，劳动效率极低，过着贫穷的生活。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浙江人的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显然有其植根于现实生存土壤之上的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计划经济的中心区域，由于人们能够较多地享受原存制度的好处，比如医疗、住房、招工、粮食以及副食品补贴等福利待遇，一般来说，创新意愿较弱。而在像浙江这样的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由于多数人（尤其是农民）较少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一般来说，自主谋生的意愿或自主创新的意识往往较强。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惟浙江，尤其是温州和台州最不“安分守己”。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