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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亿农民又严重失语。在诸多权力屏蔽下，他们少有可以言说其艰辛、冤屈乃至痛苦的独立渠道。他们惟一的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许多年里“上访”被判定为“非法”或“阴谋”，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几近绝望的心理状态。
可叹的是，在知识界，也在政界，虽然“三个代表”、“人文关怀”的口号从未止歇，但人们在杯斛交错中唏嘘着乡村的日渐沉沦后，打着饱嗝，带着悲天悯人的自我满足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快意人生……
但中国大地上从来都有风尘压满两肩的行走者、倾听者。
几年来，先后有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等问世，一时有振聋发聩之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3年有可能日后让中国农民历久难忘，更在于中共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即以农民增收为主题。在这前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紧急出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具、材料尽可能齐备，以翻修“农民”、“农村”、“农业”这三所早已破败不堪的房子。窗口陡然亮堂了，屋里陡然温暖起来，2003年为中国的农民兄弟点燃了一堆明丽的篝火。
此时，我却记得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将“耕者有其田”写进了“建国大纲”，近八十年前共产党就许诺革命胜利了要让农民享有好光景，还有二十多年前，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广大的农村曾经有过活力与欢乐……
政界、知识界面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都难以回避这样的命题：怎样的“发展”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怎样的“改革”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2）
摩罗（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接受中小学教育。1978年考入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都昌县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1993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97年获中国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高校任教师，现居家写作。摩罗不仅在文学评论上屡有创见，在国内的知识界这也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名字。近些年，他引起青年学子和知识界广泛关注的著作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我的老家在江西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能危害到这里，村民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紧靠湖边的乡村则比较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水灾之苦。我们村大概有500多人，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
解放这么多年，农民一直被排挤在体制之外，几乎被视为社会之外的人。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阶层而存在，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休闲文化研讨会，与会者很自然地将几个主要城市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研究都市人的休闲问题和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看见开过一个这样的研讨会，学者、专家，还有政府官员一起坐下来，研究农民、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概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凡是讨论文化、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很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很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或者搞土建，基本上在汕头一带，在南昌打短工的也有。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领到1；000多块钱。在温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硬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一拖几年，甚至最后竹篮打水，农民哪有能够说话的地方！
他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打工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高楼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一晚。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甚至有赌博、嫖妓等嗜好，可能连这点钱都带不回来。有的人把钱输光了，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钱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除了过年回家，有一次我还专门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结果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的男人都不在家里，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吃点干菜下饭或者就是喝稀饭，不像是在过日子。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买点好菜，只有等到来了客人，或者过年的时候打工的人都回来了，才肯吃上几顿肉。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一脸营养不足的面容……
这种情况还是在家人都平安健康的前提下，如果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瘫掉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一个60多岁的老头，乡村的医生检查出他得了心脏病，但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60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我有一个堂兄弟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肯定过不了今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几十万块钱来治这种病？农民如果没有外援，没有几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有些麻木。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这件事写一篇报道，换一个角度说，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我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叫万跃平的农民，他与兄弟姐妹都在南方打工，后来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他要求哥哥、妹妹陪自己回都昌老家。回乡以后，他也不上医院去治病，其实也根本治不起，就在家里等死。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也病死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个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不一定有保障，哪里可能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