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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故事说明一个道理： 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论事情，而论道理。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不必使所有的人都认同，能认同也好，不能认同也好，各有各的道理。此处并不讨论孰是孰非，而是要找出鲁迅看外国电影时感慨同胞“愚弱”的意识背后的潜意识。看外国书有潜意识问题，看外国电影也有潜意识问题。顺便说一句，笔者以为，不但“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且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电影，多看外国电影，尤其要多看欧洲的电影。
再看一段外国书，萨特接着说：
潜意识压抑力没有对识别可压抑的刺激的意识，它如何能识别它们呢？人们能设想对自我无知的知吗？阿兰说过，知，就是人们知其在知。我们毋宁说： 一切知都是对知的意识。于是，病人的反抗在潜意识压抑力的范围内意味着被压抑的东西的一种表现，意味着对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所追求的目标的理解，以及一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潜意识压抑力用这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来对照被压抑的情节的真理和针对这种情结的精神分析假说。这些不同的作用又意味着潜意识压抑力意识到自我。但是潜意识压抑力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什么类型的呢？它应该是对要成为去压抑的意向的意识的意识，但这恰恰是为了不成为对它的意识。除了说潜意识压抑力应该是自欺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精神分析法完全没有使我们获胜，因为为了消除自欺，它又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了一个自主的自欺的意识。（《存在与虚无》第二章《自欺》）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4）
人们常用的潜意识理论明显有困难，但如果我们把人的潜意识理解为因为自己不敢想，因此说不清，道不明，甚而至于不能知道的东西，这样一来，潜意识理论就没有那么多困难了。鲁迅当然有许多潜意识，须要挖掘，非如此就不能读懂鲁迅，只把鲁迅的文章做字面意思的释义就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之处。但是笔者同意萨特的观点，潜意识与自欺是两码事。所以笔者认为，鲁迅弃医从文既有潜意识也有自欺，在两者之间也有清醒地意识，即鲁迅自己所说的“措词含糊”、“我要骗人”（《我要骗人》）“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又如《伤逝》中借子君之口所说： “我要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新的创伤中，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鲁迅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性压抑的痛苦的，也清楚地意识到解决这一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开”（《墓碣文》）朱安，所有这些都已经不是潜意识了。鲁迅只是于心不忍，内心矛盾而已，这是异常清醒的意识。那么，鲁迅的潜意识表现哪里？笔者以为，鲁迅的潜意识至少在“不读中国书主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论、《二十四孝图》、《灯下漫笔》、《娜拉走后怎样》、《我之节烈观》、《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尤其是对“正人君子者流”的深恶而痛绝之，流露出非常明显的潜意识。甚至，已经上升为意识了，但是自己仍不能不依照萨特的论断行事而已。虽然鲁迅没有读过萨特的外国书。
对于意识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一种是个体性和精神性的。鲁迅对于前一种原因认识得很清楚，对于后一种原因有时候似乎不太认识（比如，在日本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又认识得特别深刻，请看《阿Q正传》： 阿Q对于造反本能的“深恶而痛绝之”，然而革命却使未庄的鸟男女们慌张，这也就使阿Q快意了。于是他赞成革命，“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革命党了。”阿Q因为近来用度窘，略略有些不平，便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了。在土谷祠里大作造反发财的美梦，醒来之后又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庵革命，得到了假洋鬼子是革命党的消息。他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就很容易闹脾气了，他去“投革命党”假洋鬼子，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来。他“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 ‘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喳！喳！’”很明显，阿Q的意识除了来源于社会性和经济性之外，个体性和精神性来源也表现得很突出，所以才会从东倒忽而又变为西歪。社会的变化是缓慢的，变得快的只有个体的遭遇。那么鲁迅自己的意识来源除了对社会，对同胞的愤慨，难道没有个体的不幸因素吗？而如上文所分析，对同胞的愤慨其中也有对母亲与朱安的不满，个体的不幸因素已经在其中了。梅洛…庞蒂说： “我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而认识他人的，恰如我是通过我的身体而感觉‘事物’的。”“意识首先不是‘我思’这回事，而是‘我能’这一回事。”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转引自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8、250页。毋庸讳言，鲁迅的包办婚姻造成了他的寂寞和痛苦离不开他某一部分身体器官的“我能”与否的“随感”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理学常识，甚至无需这些常识也能理解这一点吧。弗洛伊德总是为他的心理学理论寻找生理学的基础，他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认识上的困难。总之，多读外国书是有好处的。艾耶尔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评论道： “如果这不过是说，我们既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也是作为一个行动者而介入到世界中去，并且是说，我们所留意的东西，从最原始的水平上看，可能是我们意愿的一种作用，那么，我看是没有理由不同意的。我所要争辩的是，中心身体与别的身体之安排，必是先已设定的，甚至还是与意识的属性同步的。”这里我们所要争辩的则是鲁迅通过自身的性压抑而认识到愚弱的国人“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是在意识还是在潜意识层面建立的联系？“不必以为不幸的”的人是否也包括了朱安呢？鲁迅后来与许广平说过： “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两地书》）这里所谓“同我有关的”人，就是指朱安，确切地说应是“在法律上同我的身体有关的”人。鲁迅学医是为了给人看病，当然也包括亲人，如今都不重要了。鲁迅因为不“能”有所爱，而“思”有所怨。对于麻木的同胞；对于旧式的家庭；对包办婚姻和它的文化源头——中国传统文化，都充满了“愤懑”。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1）
婚后四日，鲁迅回东京，三年没有回家，鲁迅放弃医学之后，集合同志欲办文艺杂志以救国救民，鲁迅说：
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这所谓“复古的倾向”大抵是包含了包办婚姻在内的吧。《新生》这个名字背后的潜意识大抵是有“思想变了”的意思在里面的吧。“再后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