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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抵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
竹内好毕竟是外国人，他的眼光果然犀利，读了他的《鲁迅》这本外国书，你就更加佩服鲁迅的“少读中国主义”了。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精密地从鲁迅文章的字缝里看出字来。竹内好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因感到羞辱而退学，幻灯片事件只是加深了这种羞辱感而已。他提到鲁迅曾经回了一趟国，由于详情不明，也就不加想象了。其实，正是被竹内好忽略的回国结婚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动机。这一失误，对于竹内好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对于鲁迅研究也是巨大的损失，鲁迅研究的外国书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笔者的中国书。
据一本新的外国书——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是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的——《鲁迅与仙台》说，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
还有一件小事，顺便一提。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和鲁迅差不多同时退学离开了仙台。据说，连这一点小事，某些人也不许发表与鲁迅不同的说法，是为尊者讳的意思。这盏为尊者讳长明灯，真是厉害。
从时间上来看，鲁迅作出弃医从文这一决定，正是母亲一再催促他回国与朱安完婚的时期。鲁母催促鲁迅回国晚婚的信，逼得鲁迅“经常失眠，直到患了神经衰弱症”。包办婚姻这件事对于一个不满意这一婚姻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遗憾终生的严重事件，比找茬事件和幻灯片事件要严重得多，必然会在心灵上留下巨大的阴影。鲁迅能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冷漠不醒，妻子的麻木无知，她们精神上的疾病，靠西医治疗恐怕就会束手无策了，然而不是正可以由革命文艺来医治吗？朱安固然不识字，鲁迅的母亲还是喜欢看书的，母亲的“从来如此”的旧观念即使并非完全来自于旧小说，至少也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如此，从文艺入手，“劝转”她，（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劝转”“大哥”）一定会有效。可以这样说，在包办婚姻的阴影中，鲁迅痛苦的灵魂又受到了日本电影片的刺激，在那一瞬间就觉悟到“医好几个人也无用”，两者之间由潜意识层面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从而建立了联系，鲁迅自己未必清楚，他对于眼见的事情当然是清楚的： 那个被斩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看客，正是充当了唤起鲁迅觉悟的媒介。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这只是一种伪装，它骗过了鲁迅的意识。不过这里多少也有些自欺的成分，正如萨特所说： “为了这些分裂的概念能包含一个存在的虚假外表，为了它们能在瞬间向意识显现，究竟应该怎样做呢？对作为自欺的反题的真诚这一观念的简要考察，将对此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真诚表现为一种要求，因此它不是一种状态。……为了自欺的概念至少在一瞬间能造成我们的幻觉，……如果人是其所是，自欺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成为人的存在，坦率就不再是他的理念。但是人是其所是吗？而且按一般的方式，当人是作为对存在的意识的时候，人怎么能是其所是呢？”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3）
鲁迅已经定婚，如果他是其所是，他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朱安了，在这一点上，鲁迅不是其所是；当鲁迅在日本从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时，此时他又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作为中国人他也不是其所是；作为一位不想继续求学的医学院的学生，他更不是其所是。这就是萨特所谓的“非存在的存在”。并非鲁迅在有意欺人，他毋宁是一个被欺者——被自己对同胞的激愤之情欺骗了。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激愤之情里隐含了对与包办婚姻有关的两个家庭成员——母亲和朱安——深深地不满，把母亲与朱安隐藏在麻木的“毫无意义的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后面，是鲁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也许并没有被鲁迅意识到，不过，完全的无意识似乎也不可能。
萨特是不赞成潜意识理论的，他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是自欺，而自欺充满了意识。他说： “唯有这潜意识压抑力能够理解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或启示，或多或少接近了用它来压抑的实在意向，这是因为唯有它知道它所压抑的东西。……潜意识压抑力为了发挥它的识别的主动性，就应该认识它所压抑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实放弃了所有把这种压抑表述为盲目力量的冲突的隐喻，力量就恰恰要承认潜意识压抑力应该选择，而且为了选择要再次出现。否则它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存在与虚无》： 见第二章《自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如何解释鲁迅“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放弃包办婚姻。
不但看外国书可以“与实人生接触”，看外国电影更能使人明白什么是人生的“一件紧要事”。说起看外国电影，笔者不禁想起这样一部外国电影，大概是英法合拍的一部间谍片，名曰《蛇》，讲一个前苏联克格勃军官与英国情报机关斗法的故事。这位克格勃军官“叛逃”西方，他到了英国，首先要接受英国谍报机关的审查，英国人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他说出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路过一个修鞋铺，看见一个老鞋匠正弯着腰在昏暗的灯光下补皮鞋，他忽然很感伤——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已经几十年了，可是老鞋匠的生活依然是那么贫困，于是对共产主义产生了疑问和动摇，从此就“觉醒”了。英国情报官员没有使用测谎器，就认定他所说的这个老鞋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