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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清朝政府考虑到地方和部吏的这种“交易”在京城难于查出，于是下令先从督抚开始清查，因为在这每一笔“交易”中，某件事用了多少钱，是何人经手，督抚没有不知情的。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督抚藩臬也有他们的算盘：京官本来就穷，一想起封疆大吏每年几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装入腰包，心中的气就来了，没事还要找事，何况地方官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那么经得起推敲？况且，今朝在外，明日就可能回到朝中做官，书吏得的好处，堂官、司官一样有份，断了人家的财路，日后的麻烦说不上会有多大。再者说来，这些钱在封疆大吏的眼里还真算不得什么，既然所费不多，又何必与书吏计较；图的是经过“陋规”这种特殊的润滑剂使案件早日完结，乐于应付还来不及，又岂能上报！说到底，这也不是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来，就便宜了那些奸胥猾吏，他们有恃无恐，“以诈骗为得计”，根本不把国法放在眼里。
这种自上而下的书吏“需索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到最下面：部吏向督抚索要，督抚书吏索之司道，司道书吏索之府县，“层累而降”，最终的受害者，还是老百姓。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师爷与书吏之间的“猫鼠游戏”（1）
师爷与书吏之间的“猫鼠游戏”
“清官难逃猾吏手”。书吏的品性“奸猾如油”，因而，即使官清如水，也难逃猾吏之手。从法律上讲，州县官负有监督书吏之责，但从州县衙门实际的运行看，县太爷一般都把监督书吏的职责交给了幕友。尽管制度上是以官统吏，但官员事务繁重，不可能对所有的书吏一一监督，而幕友各有所司，“可以查吏之弊”。
汪辉祖提出：“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何以如此呢？按照州县体制的预设，州县官在组建自己的班底时，依照信任的程度依次是长随家人、幕友、书吏。如果从正面来理解，三者之间职能不同，但前者对后者有监督的作用。从幕友与书吏的关系来讲，幕友有监督书吏的职能。汪辉祖讲道，因为六房书吏尤其是刑书、户书所经管的事情，大多数州县官都不十分熟悉，因此“惟幕友是倚”，“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
事情都有两重性，如果幕友与书吏勾结作弊，不但监督失灵，而且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从清朝地方衙门的实际运行来看，幕友和书吏都隐然是一种职业，因此，其逐利的属性就会发挥作用，也就足以破坏本来没有更多保障的制度预设。雍正帝曾经说过：“从来任用书吏，不过藉其谙练成例，若果得老成明白之幕客，诸事娴熟，可资商酌，不使书吏得操其权，自无可作之弊。”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利益的驱使，两者互为倚重，也互为利用，建立一种“猫鼠同眠”的合作关系。所谓“官一幕二衙门三”的民间谚语，说明分赃的主要是幕友和书役。乾隆十二年，有一位监察御史奏报说，各省幕友，大多数聚集省会，他们与全省上下各衙门书吏往来结识，因而掌握了所有衙门的内幕。有时他们也以同乡亲族的名义，投帖拜会书吏，彼此互相照应。每当州县有事向上请示时，省城的书吏就多方刁难，批驳不已。各州县书吏没有办法，不得不来到省会，访求与上司内幕熟识的幕友，厚礼重金相聘。书吏与幕友因此“彼此串合”。
书吏们也不甘心在衙门里“等生意做”，他们通常会主动与幕友接洽。嘉庆时期，书吏在衙门左近地方，设立“私馆”，专门用来传递消息，各省的名目也各有不同，比如广东省有外马放光、收光渡期等名目。衙门里的刑钱幕友，“交通书吏”，习以为常。
而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纷纷派家人到宫中探听消息，有的书吏以此作为捞取好处的捷径，连皇帝每天召见几次大臣，召见的是什么人，谁到地方去任官，谁出了事，都摸得一清二楚。甘肃省一向有类似幕友会的组织，加入者被称为“省友”。每当州县官上任时，他们通过各自与衙门的关系，向州县官推荐幕友，有的为经济条件差或者急需钱物的州县官借贷盘费、赊取财物，州县官也通过“省友”“周转通挪、延订为友，常驻省垣探听信息”。“省友”不会垄断这些事情，他们一般要同衙门里的书吏一起分享，以便互相照应，好事情大家都要有份。
长随有时也加入到这种游戏中来。嘉庆时期广东省以开设赌局为名，衙门长随和吏役互相勾结，买卖消息。赌局名曰“番摊馆”，实际是匪盗勾通兵役探听消息的场所。据说，省城关厢内外就不下二百处，主持开局的人，大多是各衙门的长随和吏役。如果有缉捕之类的行动，盗匪能够最准确最迅速的得到消息。
书吏把持衙门：“官去吏不去”
熟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升迁调补，以原位不动为大耻，当官的总希望自己的职位流动起来；但吏恰恰相反，希望像铁打的一样，长期把持衙门。
明代书吏长期盘踞某个衙门的现象，已经颇为严重。顾炎武在谈到州县弊政时，就指出“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顾亭林诗文集》卷一）。
有了前朝之鉴，清朝对书吏很早就注意防范。《钦颁州县事宜》有“防胥吏”一条，提到胥吏蒙骗主官的几十种伎俩。乾隆八年，有作为的江西巡抚陈宏谋鉴于该省吏役不下数千人，约束不易，还专门写了一部劝吏胥为善的书，取名《在官法戒录》，共308条，颁给全省各州县的吏役们。从国家立法的角度讲，清朝还构建了一套从法律到规章制度等至少表面上看来完善的约束机制，如《大清律例》、《钦定吏部则例》等针对吏役的条例有数十条之多，但这些法条对书吏而言，恰恰成为其手中的工具，因为他们每天都与这些条例打交道，练就的最大本事就是舞文弄法。就拿供职不得超过五年来说，他们应付的办法有许多，通常是“役满之后，每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舞文作弊”。还有的为逃避五年役满必须回籍的规定，每当将到五年之时，先行告退，即可不在役满之限，几个月后，重新充役。还有的干脆改名捐一笔钱，得一个小职位，然后以候选为名，得以潜留京中。而最令官府头痛的是，吏役居然将他的役缺视为自己的产业，以“缺主”之类名目，长期把持衙门，如果有人出了一笔钱，就将役缺暂时让出去，但他仍然可以控制这个缺位，甚至也不必亲自去衙门，也可以找个人顶替，但都不能改变他对衙门事务的把持。因而形成书吏长期把持衙门的局面，以致有“官转吏不转”“官去吏不去”的谚语。面对这些连连拆招的猾吏，连乾隆帝都无奈地说：“常言官更而吏不易，足为政治之害。”由于地方官调动频繁，而前任之吏，复留于后任，事权之重，反而比本官还大。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师爷与书吏之间的“猫鼠游戏”（2）
京中各衙门的工作，也完全听命于书吏。而书吏的武器仍是则例，是律以外的例案，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发家谋私之所能。乾、嘉时期曾多年充当幕友的洪亮吉估计，十分财物“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胥已十之五矣”，他们“子以传子，孙以传孙，其营私舞弊之术益工，则守令闾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浅”（《意言·吏胥篇》）。
与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同，书吏没有背负“经邦体国”的政治责任，而专以规避朝廷功令为能事，他们为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把持一方。冯桂芬说，尽管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歧视，但其“权势之盛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而“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他估计吏、户、兵、工四大部财政外的收入每年不下一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不下二千万。而这些巨额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进了书吏个人的腰包（《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信然。
“曾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