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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报酬，多数时候他们还要自备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之类。既然没有薪水，何以有如此之多的人承充书吏呢？这也是所有问题的奥妙所在。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书吏的陋规
吃官饭的人——书吏的陋规
俗话说，见官三分灾，衙门里扫地的，都比百姓高三等。书吏虽然名义上不拿薪水，但实际的收入并不少，因为他们可以借助衙门这个在平民百姓眼中的“官家”的强势地位达到个人目的。正如黄宗羲所说，他们凭借官府的势力，乡民不敢致难，并且，“一为官府之人，一为田野之民，既非同类，自不相顾”（《明夷待访录·胥吏》）。没有正常收入，反倒给了他们想方设法捞取钱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因此他们把自己经管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件事的每个环节，都看作捞取好处的机会，而且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当。这些“吃官饭的人”除了为官府做事捞取好处外，还可以享有减免赋税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利用“官家”的身份和直接经管赋税征收等机会，保护其本家乃至家族、亲戚的财产。这也是挂名书吏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书吏利用其经管的事项索要陋规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就连汪辉祖也说：“吏无禄入，其有相循陋习资以为生者，原不必固为搜剔。若无舞弊累人之事，断不可杜其源。”水涨船高，宰相门前七品官，在更高衙门充役的书吏捞钱的机会就更多。雍正时期许多省份督抚的书吏将“业务”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总管案件，外班传递信息，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如果饱其贪欲，一个案件就可以改重为轻；如果拂其所欲，就批驳不已。如广东省就有这样的事：各案盗犯未获，无论年月远近，也不论盗犯多少，总督书办常常在冬季写传票派差提人，负责缉拿人的吏目、典史、巡检一起到肇庆，出示期限，索要好处。陋规的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每当官员到督抚衙门，必须送给书办三四十两银子，方准许回任。如果是品级低的小官无力馈送，就关押起来不放人，甚至杖责索要。至于其他各省的督抚书役，如承舍、旗牌等名目，全都自称为差官，督抚给票差遣也用“差官”字样，而全省官民也都以差官对待他们。这些人平日包揽词状，每当府州县官谒见督抚时，他们四处活动，私行嘱托。如有机会派往其他地方，肩舆车马，俨然官长一般，沿途还要拜会府州县官，索要夫马馈送。
书吏不但索要陋规，有时甚至直接替封疆大吏做主。督抚藩臬衙门，都设有本房、稿房、掌案、书办等职，所有文武官员的升降以及刑名钱谷之事，都是这些人查照定例呈稿，缮写承发，督抚藩臬只是从中斟酌一番，多数都照书吏拟的草稿签行，这就使得他们把公文、行政都操控在自己的手中。
书吏索要的好处费久而久之形成了约定俗成的陋规，因而百姓到官府报案，凡是不拿钱的就压下不办，以致从嘉庆时期开始，全国出现了大量的积案，真正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昏暗世界。由于陋规的合法化，以及所得陋规的逐渐增加，书吏成为一个肥缺，因此每当书吏五年役满，接替他的人要出钱顶补，名曰“缺底”，一时间卖缺底的人“竟有盈千累万”。通过买缺底承充的书吏，由于所出资本很多，势必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
对于直接经管钱粮的书吏，更是一份肥差，谋到这一差事的办法也不外乎钱，不过，这里的钱更多的流入了州县官的腰包。因为派这样的差，县太爷是不见银子不点头。名目也多种多样，比如钱粮仓库就设有粮总、库总等。道光二年，据一位御史奏报，州县官前脚刚到他任职的省分，该州县所管的粮房与库房书吏早已恭候多时，官老爷还没办“交代”，甚至连布、按两司还没来得及拜见，书吏们已经把沉甸甸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上了，这位御史将此称之为“豫行贿赂”，目的就是要求派做粮总、库总。州县官银子也收了，粮总、库总也任命了，走马上任后，不得不把钱漕事务专交他们承办，接下来的事情虽然可想而知，但其舞弊的花样还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书吏被任命为粮总、库总后，先把钱漕串票押到银号去换银子，除了还贿赂款之外，大肆挥霍自不在话下。但官库毕竟不是自己家的，他需要和扒夫、斗级、银匠、柜役等衙役们串通一气，“因缘为奸，勒折浮收”。因粮总、库总侵蚀造成的亏空，最后还是由国家埋单。事情闹大了，扒夫、斗级等虽然受到严惩，但粮总、库总因为有州县官的保护，反而逍遥法外。道光帝为此通谕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州县，将粮总、库总名目立即裁革，所有钱漕事务，责令州县官“亲身经理”。但是，积习相沿，粮总、库总被裁掉了，书吏们舞弊的本事也增大了，他们还会以其他名目出现，所谓城狐社鼠，书吏是也。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嫁接中央与地方的“需索链”
嫁接中央与地方的“需索链”
本来，清朝沿用明朝的法律，明令禁止额外添设书吏，滥充者要受杖一百、迁徙的法律制裁。法律也严禁“挂名书吏”。此外，还有专门针对书吏订立的法律。但效力如何呢？法学家薛允升在他的名著《读例存疑》中评价说：“定例非不严密，而日久即成具文，皆此类也。”“此辈最易犯法，亦善于趋避，条例愈多而舞弊愈甚，竟成无可如何之势矣。书吏万不可无，而立法善则舞弊渐少，严设科条果何益乎！”这就是说，清朝针对书吏所进行的立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事实上，地方各衙门几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设置书吏的，滥设的情况比比皆是，有的州县要超出法定吏额的几十倍，其中的原因既有规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也有利益的驱动使得制度的不合理无限放大的因素。
清廷允许地方衙门在人手不足时突破法定人数多设书吏，这种变通的办法成为书吏队伍膨胀的催化剂。在非经制吏中，有许多被称为“贴写”、“帮役”、“白役”的人员。从理论上讲，书吏五年役满，会从贴写、帮役中选择淳朴谨慎的人留下来，作为经制吏的补充，这也是对候补人员的一种鼓励，约束他们不得为非作歹，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盘踞在州县衙门的几十号上百号贴写、白役，为非作歹，比起经制吏来丝毫也不逊色。有的案件尚未审结，而家财已耗尽在他们之手，花户应缴纳的额粮尚未交上来，而加征的浮费已经耗去十分之二三，其他如株连无辜，贿纵要犯等事，大多数也是贴写、白役所为。州县官们对此睁一眼闭一眼，以至于乾隆帝说他们“不爱百姓而爱吏役”。当然，胥吏之害，不仅仅在州县衙门。比如凡是征解钱粮的时候，上司书吏要向州县书吏索取费用，因而州县书吏假借司费、纸张等名目，向纳税户摊派。又如司院衙门，凡遇到州县申详事件，必先发交各房书吏拟批送签，而在一迟一速、一准一驳之间，他们得以上下其手。所谓书吏之害，“自上及下，正不自州县始也”。
如果向上追查的话，症结所在就更为清楚了。中央各衙门的书吏因供职机构不同称谓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供事和经承两种，经承中又有堂吏、都吏、书吏、知印、门吏、火房、狱典等称呼，一般多称其为部吏、书吏。其各衙门的书吏也有定额，如户部是大部，定额书吏有238人，总计各衙门书吏在1200人以上。同地方书吏一样，不在册的书吏远远超出经制吏的数目，如户部书吏多达1000人以上，因为几乎每个在册的书吏后面都跟着不计其数的非经制吏。中央书吏有无薪水，文献记载多语焉不详。《清朝文献通考·职役一》记述清初“按季给以工食银两，其后屡经裁减”，但主要讲的是地方书吏，中央书吏并无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后者的收入主要靠索要地方陋规。这也是“需索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连接得天衣无缝的原因所在。
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运行中，部院书吏无疑掌握了相当的“裁量权”乃至处置权，因此外省有一件事到部，一定要预先派人与各部院书吏讲好价钱，出陋规多少，“能饱其欲，则引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书吏不是有司官监督吗？但这正是大玩猫鼠同眠的时机，司官岂能放弃。庸懦的司官，往往为其愚弄，不能自律的正好从中分一杯羹。司官之上不是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