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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
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 月召开军委扩
大会到8 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
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
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
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 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
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
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
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
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地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
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
马力，事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
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
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
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
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他说：“他不
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
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
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
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
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
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
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
“第二副帅”。
直到1959 年5 月14 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
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
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
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
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
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
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
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
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由于反教条主义开了恶劣的先例，使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
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的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
干部，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
作或处理转业。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
他们长期心有余悸，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
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路
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 年军委扩
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
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
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
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
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
几句话：“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
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
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
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
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
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
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
党组织提出对1958 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
准，总政治部于1978 年
11 月7 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
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
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
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
‘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
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1980 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他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
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
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
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
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6 年10 月16 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
义是错误的”。
1987 年1 月27 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
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
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1987 年11 月25 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
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 年11 月7 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 年因所谓教条
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
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
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1958 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
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 年9 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
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