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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做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
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
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
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
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
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
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
话。
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
沙射影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
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
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
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
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
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
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
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
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 年8
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
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
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
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
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
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
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
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
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
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
会议。。”
林彪这时候已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而彭德怀则是批斗的对象，这
里显然有打击对方，抬高自己的成份。以我过去对林彪的了解，认为他会这
样干的。他在人民内部惯于利用矛盾，达到个人目的（在江西时，有些同志
就认为他耍政治手腕）。
6 月9 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
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 月20 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
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
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
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 月23 日和29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
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
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
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
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
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
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
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 月10 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
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他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
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
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
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
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
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
年2 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
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
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
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
“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
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
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
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
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
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
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
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
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
“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
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
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曾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
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
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
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
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
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
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
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
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
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
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
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
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
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
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
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
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