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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回忆录-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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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
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1935 年初,蒋介石调集6 个纵队,向我建立不到3 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
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
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
灭于湖南湖北的西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
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
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
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绝我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禁盐、禁
布匹入苏区。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制定了作战方
案。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 月1 日来电,要求我们“应
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
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
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
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
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
撤退前,贺龙、关向应要我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
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传达学习,把运动战、游击
战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抛弃了“左”的军事原则。两军会师之初,我们
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确定,实际上也就是游击战、
运动战的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更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
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过去那种“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不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这样,我们就自觉地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
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利用湖南何键和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
调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矛盾,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面来的敌人。

3 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六军团去迎击,消
灭了敌人1 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 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当时我们的思
想很明确,机动灵活,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没有歼敌可


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1 天多路,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东面离我们
15 里地新到敌人两三个团。这股敌人是来袭击我们,但动作不灵敏,我们认
为这个敌人不强,可以打。第二天早上占领阵地,我看了一下,那个阵地对
我们很有利。正在这时,敌人向我发起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
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抓住时机,突然反击,一直打到敌人阵
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1 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驻桑植的敌人是陈耀汉的58 师,我
们打掉了他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在驻桑植。我估计,桑植的敌人
会撤退,因为一个师打掉了一半,剩下的势孤力弱,不会继续控制桑植了。
我就同任弼时和贺龙商量;认为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
的敌人靠近或集中,任弼时和贺龙都赞同我的意见,就由我带两个团去截击。

那时,刚打完仗,队伍都散开了,一下子调不拢,我只调齐了49 团和
51 团,马上出发,走山路,一口气跑了80 多里。走到离桃子溪8 里路的地
方,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就问老百姓,他们说,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
我判断是桑植的敌人撤退下来了,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
计最多是一个旅加一个师直属部。他们刚到,而我们是从距桃子溪80 多里的
陈家河赶来的,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离桃子溪8 里的
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一下子冲到敌人的师直属队和前卫团。敌人措手不
及,很快就溃败了,残部退到后山。我军乘胜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
点钟,把陈耀汉的师部和另1 个旅也歼灭了。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
兵力击破优势敌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
本造的),立即建立了炮兵营。

由于敌58 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
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1 次“围剿”,并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 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 个团对我们进行第2 次“围剿”。这时,
湖北徐源泉的43 师、48 师和谢彬的85 师都来了。湖南敌人虽不积极,但数
量多,3 个正规师(1 师6 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
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 月起到8 月
初,3 个月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
灭了敌41 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 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
张振汉;8 月初又在板栗园消灭了敌85 师,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
敌人的第2 次“围剿”。

这里,有必要说说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张振汉是高级军官,我同他接
触与交谈中,知道他早年从军,又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
战经验,根据党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选调有战
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800 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
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当战术
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我这样做,一为使张安心,二为使学
员虚心接受正规的军事知识。同时,我们还请了其他有军事技术的几位军官
当教员。有人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我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
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
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至于运用的如何,则取决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
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打败仗的人还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


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
我这样做,是从自己见到及自己经历的事学到的。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工
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三个团,战争之前,双
方都使用北伐军的典范令。但宜章之战,我军以一个团打败绝对优势的敌人,
歼其大部。使湘南起义的影响,震支中外,既然都是一样的典范令,为

什么一胜一败?那是军队的阶级关系与指挥员素质的不同

(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一九三○年八月文家市之仗,
我纵队(全是新建的农民武装),缴了敌人四挺重机枪,我立即成立重机枪
连;但当时农民武装很少有会用机关枪的,我就使用解放过来的敌方下级军
官和士兵,

(连长就是敌方的中尉排长)。只十多天,由他们教会了不少工农士兵,
打长沙的猴子石之战,该连在战场上就起了作用,不久打吉安也如此。我当
时敢于这样干,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从书本上看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
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槁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
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也听到过去苏联的留学生讲过。对我是很大的启发
和教育。

1952 年林彪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使用旧军官任教。 1967 
年,大野心家江青也叫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江青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又
极端狂妄,她和林彪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
须善于吸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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