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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支不同建制的部队，战场上临时组合在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
好，我想，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18 团团长高力国是位好的同
志，顾全大局，听指挥，可惜在长征途中牺牲了。
第二天，我们一直追击到永顺县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缴枪2000 支，
打垮了长期盘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得好，敌人主
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敌人较少而战斗力不强，我向湘西进军，正是“避
强击弱”。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
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战场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
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
奋了民心，对我军在湘西的战略展开和在广大区域发动群众十分有力，这一
仗是六军团西征以及与二军团会师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
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斗后，省委决定，展开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
两军团主力随后进攻大庸，歼灭了湘西另一支土著军阀朱华生旅一部，并
占领大庸城。部队在大庸稍加休整，即向南打沉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
东，在梧溪河、慈利地区给罗启疆的独立第34 旅以歼灭性的打击，继而占领
桃源，包围常德。一周之后，转向北面，攻下慈利城。
在一两个月时间内，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打垮湘西
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 旅，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
了统治阶级，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截击中央红军的行动。湖南军阀
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
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在中央红军向西急进和二、六军团积极在湘西北活
动的情况下，除已令在江西的26 师增援常德和正在湘西南堵截红军的19 师
兼程北进外，又令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16 师和26 师从通道之新厂北调，这
就减轻正在西追的中央红军的压力。我们的行动，是对中央红军的行动的有
力策应。
二、六军团，从11 月中旬打永顺到12 月打开慈利县城，是发展最快的
时期，军队扩大了一倍。我们经常能听到兄弟同参军，姐妹齐入伍；举家共
从戎的感人事迹。我的夫人蹇先佛就是在我们打到慈利时参加红军的。她的
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哥哥先
为1928 年秋参加红军，历任警卫营营长、游击梯队参谋长、特委巡视员等职，
1931 年不幸牺牲。红军到慈利时，先佛不满20 岁，小弟先超仅16 岁，他们
已
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但还是毅然地加入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小弟
先超也牺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这
样的革命家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能够很快地建立和发展湘鄂川
黔根据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领导机关和全体指战员要求
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十分强烈。二军团离开洪湖和
湘鄂西苏区后，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感没有根据地是不行
的；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途行军，虽然几次试图建立
根据地，如在湘南之阳明山、湘西南之城步、绥宁地区，但
都未能实现，整整3 个月，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同
样感受到无根据地之苦。两军会师后，具有共同的理想。加
以贺、任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德高望重，所以会合之后就能
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
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而战斗。8000 子弟兵一
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
第二、正确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
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
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两军会合以后，
战略上首先指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而我党又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湘西。在湘西
攻势中，我们改变了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前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
堡垒的机械打法，与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
在战术上采取诱敌人毅、怠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过去在根据地桑件下
运用的战法，我们刚到湘西，还来不及做根据地的工作，敌人就进攻了。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分析，认为虽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但战役态势
与江西苏区反“围剿”时近似，就大胆地采用了这个战法，结果一举获胜。
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为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进攻，打下永顺和
大庸，南逼沉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攻桃源，围常德，又占慈利。这
个战例，使我认识到，在白区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当然，与根据
地的诱敌深入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坚壁清野，
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把坚壁
清野和诱敌深入，两句成语并列提出来的。
第三、批判夏曦的错误，明确了政治上的是非。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
“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
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 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
肃反路线，错杀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
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
会合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
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
“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
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是遵义会议后）。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
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
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
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
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
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
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
中央于1935 年3 月31 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
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
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
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
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
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
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 年10 月，毛
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人团的，他同毛
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
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率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
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
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
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家。杨尚昆在党的
“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他在湘鄂
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
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 年2 月，我们长征经
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
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
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