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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已把军事斗
争看成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最重要的途径。早在1924 年黄埔军校开办时，我
就得到消息，很想去报考。但打听了一下，黄埔军校和厂东的其他几个军校，
都要中学毕业生，我当时连具立甲种师范都还没有毕业，所以不敢去考。1925
年冬，甲师的课程已全部学完。这时，我对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有进一步
认识。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高潮，大部分城市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南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广东革命战争的胜利，东征军打
下惠州，攻下潮梅，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达到统一。广东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圣
地，我再也按捺不住去广东参加革命军的热望了，因此，决心不等毕业考试
结束就去广东。
行前，我去向已调到同德高等小学当教员的谭步昆老师借路费。我早就
把去广东从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完全支持。当我提出向他借路费时，他慨
然应允，以成全我的志愿，这使我异常感动。
我又去找校长李崇本，向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说明我不能等考试完毕去
广东的理由。李先生非常赞成我的志愿，夸为“鸿鹄之志”。他不仅准许我
不待毕业考试结束就走，而且灵活处理，提前给了我毕业证书。
这时，我还欠学校一个月膳费，不能不交就走。“钱账分明大丈夫”，
我就是穷也应该分明，于是去找本校教员杨宗禧，他热情慷慨地说：“你尽
管走，欠学校的伙食钱由我来付。”说完他就去找管理员，帮我把账结清了。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谭步昆、李崇本、杨宗禧三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
我就不能到广东，也就不能及时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虽然以后也可
能会去，但不知何年何月，也不知何种境况。人生路程漫长，关键之时先生
们帮助了我，每念及此，心中都充满深深的谢意。
1958 年1 月，我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曾到湖南衡
阳参加一个高级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我特地去茶陵县，一为了解这个老
苏区的情况，二为探望谭步昆教师。在这之前，我与他通过几次信，得知先
生在茶陵。我带了两只火腿去看望他，师生久别重逢，情谊之笃，无以言喻。
李崇本老师，我一直未能再见到。红军时期，我曾以在学校的名字（萧
武毅）给李崇本先生写过几封信，不想被国民党在邮局查获。湖南省清乡司
令部发出训令，一方面通缉我，一方面以共党嫌疑案传讯丰崇本先生。先生
潜逃他乡，为我当红军而受累，未解放便去世了。1982 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
嘉禾城，睹物思人，倍加怀念曾帮助我的李先生。第二天，我找到他弟弟李
崇禄医生，一起回忆崇本先生，都叹惋不息。
杨宗禧老师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宁远县农民协会秘书。1927 年马日事变
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农民协会，杨先生在家里躲藏，被一股土匪杀害
了。解放以后，因他系土匪所杀，未被承认为烈士。1982 年我去宁远，见到
科学院院士乐天宇，他曾任宁远县农会委员长，从他那里我才得知，杨先生
默默无闻于九泉已有55 载。我问土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害杨先生的？他说是
在反动派镇压农民协会的时候。我说这是国民党利用土匪杀害革命份子呀！
他说就是如此。我们意见一致，认为应该承认杨先生为烈士。经向有关方面
反映，终于承认了。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回报当年先生的资助之恩，更是为
申张革命的正义。
三位老师的帮助，终于使我赴广东得以成行，我从谭先生处拿到路费后，
第二天就上路了。我去广东的事，一直瞒着家里。一来是怕父母难过。大哥
被杀，二哥远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儿，父母一定舍不得我走：二来更怕他
们反对、阻拦。书香传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父母一时是难接受的。
但我义无反顾，早已决心“先斩后奏”。出发前，我回了一趟家。告诉父母
我要出门旅行。母亲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个把星期。母亲急忙找了两件衣服，
我又拿了几本书，打成一个小包袱。临走，我深情地看了一眼已鬓角染霜的
父母，默默地向他们辞行。
回到学校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请孀居城里的堂姐转交。信的
开头先讲了一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说广东国民革命是孙中
山领导的，我准备去参加革命，打倒“率兽食人”、鱼肉百姓的军阀和土豪
劣绅。又讲到我家多次受害，长兄被残杀，就是官兵与本地的豪绅勾结，欲
报家仇，必去广东。我还讲，也许我尚年青，但唐太宗也是“以少年起兵”，
18 岁就帮助李渊打天下。后来堂姐把这封信转交给我父母时，二老尽管心里
很难过，但并没有责怪我。父亲还对二伯父讲我能从大处落墨，有志向，有
胆略。 1927 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家再见父亲，同他讲了些革命道理，
都能讲得通，他们对我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干涉。我想，这就是父母亲对我的
理解和支待。
第一天我走了70 里，到同宗的杉木桥村，向学友萧亮告别。萧亮的父亲
曾当过私塾先生，后来经商。他听说我要去广东，表示反对。说：“你太年
轻，还应该上学。”我说我去广东就是上学的，考军事学校，他又说，“你
从没出过门，怎么走啊？”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对他说。“这是我从
书本上描下来的地图，上面有许多地名，是我向出过远门的人调查后标上
的。”萧父看后感到很惊奇，但还是不让我走，我又不敢顶撞他，就这样僵
持了4 天。
到第5 天，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消息传回家里，我父亲很可能来找
我，那就不好了。于是，我对萧亮和他父亲说：“不管你们赞成不赞成，我
是一定要走的。希望你们不要干涉。”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说什么，
就让我走
我孤身一人，步行一天半，到了砰石。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头一次走
出那个生活了18 年的山沟沟，总还有点“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味。我在街
上溜达，遇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听他
口音是宁远人，我顿感亲切，就告诉他，要去广东找在第二军当兵的哥哥。
那人马上说：“真巧了，我也要去广东。我还认识第二军的一个团长，叫李
抱冰。你跟我一道走吧。”我见他是个学生，人又热情，就同意了。我们乘
船到了韶关。
当时第二军第8 团团部驻韶关，那人通过关系使我和他一起住进了团
部。我急着要去广州，催他快买票。他说：“不急，先玩玩再说。”他每天
出去赌钱，自己的钱赌完了就向我借。我不借，他便说：“去广州的一切都
由我安排，你只管放心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就把钱借给他。一会儿一
元，一会儿几毛，借到我只剩下一元多钱了。我真后悔与他同行，但已到这
一步，也没有法子可想，只好等着，一等就等了十几天。好在团部还有些书
籍和广东出版的报刊，我一天到晚就蹲在那里看书，戴季陶的文章，还有反
驳戴季陶的文章，都看了。
十几天以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隆隆的车轮向南飞驶时，
我的心早已飞到广州。。
第二章投笔从戎
1926 年2 月，我到了广州。一下火车，就赶往广东大学（此时已改名为
中山大学），找堂哥萧武惠。他见到我很高兴，忙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住下。
又去通知我的二哥萧克允。在师范时，我曾给二哥写信，告诉他我要到广东
从军。二哥开始不大赞成，说大哥不在了，他自己早已决定“以身许国”，
我如果再出去，家中就没有人管了。但后来他还是表示，若志向定了，他当
然支持。
晚上，克允兄也来到旅馆。兄弟三人相聚在南国名城，讲广东的形势，
讲黄埔军校、东征军，还有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等。这时我才知道革命
营垒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党派的主张不大一样，而国民党中又分左派和
右派。原来革命圣地，也并不那么纯净。但不管怎样，形势还是令人鼓舞的，
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已经完全统一，与北洋军阀控制
的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于去年7 月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将黄埔
军校校军（名为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