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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校长黄谦信来了。他悄悄告诉我，是父亲托他来办“招待”的。第二
天三县县长审问我，我就按黄校长的口径对答。县长找不出破绽，但还是不
放我，要让我父亲来。
父亲知道萧仁秋与县长有瓜葛，只有求萧仁秋出面，才能救我。父亲向
离家百里的安源材同姓宗族借了100 块小洋，求萧仁秋交给县长。父亲是个
有骨气的读书人，自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但为了救我，只有向
土霸王求情。我想象得出，他当时是忍受了莫大的屈辱。
萧仁秋出面后，我果然被释放了。但家里却无法偿还为救我而欠下的债
务，就由二哥萧克允去债主处教书一年抵债。就在我被抓的那年，家里先后
四次来兵，一次次地对付，总是不能了结，财物劫掠一空，我也无法继续上
学
祸事接连不断。第二年春，我们那个地区办了团防局，一个叫张汉清的
劣绅当了团防局长。他与萧仁秋合谋，诱骗我大哥和堂哥到团防局，把他们
抓了起来。开始，我家里对萧仁秋抱有幻想。父亲认为，自己当过塾师，又
是个小绅士，萧仁秋曾是他的学生，不会把我们家人怎样的。我堂哥萧武侠
想得更天真，认为与萧仁秋是换帖兄弟，出不了大事。谁料到，心毒手辣的
萧仁秋不讲情义，抓到我大哥和堂哥的当天就送到县政府杀害了。
大哥的死，使我家如同遭了雷轰。父亲悔恨不该轻信萧仁秋；母亲整日
以泪洗面，思念养育了27 年的长子。这时我已15 岁了，我只想杀萧仁秋和
那些狗官，报仇雪恨。
二哥这时在长沙读书（他以教书抵债后，考入长沙统计讲习所），接家
中凶报，来信痛斥那些豪绅的反动行为。他知识面宽些，把这些事提到新民
主义革命要打倒的对象来认识。复仇和求知的渴望，驱使我两兄弟要去寻找
新的出路。
不久，二哥来信说，他已到广东，考入建国湘军（1925 年改为国民革命
军第2 军）军官学校。二哥投笔从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思想上开
始向往军事活动。当然，这时主要还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
1923 年初秋，我看到一则广告：嘉禾县首次创办的甲种师范简习所招
生。当时全国师范系统的学制分为国立高等师范、省立完全师范、县立简习
师范。简习师范毕业后可任初等小学教师。我自1922 年夏休学后，一直希望
能继续读书。我认为，即使从军，也要完成中等教育。但当时无论是中学还
是师范，学制都是6 年。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读这么长时间的书。而简习师范
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中等学校的学历；课本由学校发，学生每月只自备大米
36 斤（当时为16 两秤），每日交4 枚铜板的菜金即可。对于我来说，这种
学校是比较经济的。
我就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听到这消息，并不
高兴，她发愁地说：“家里粮食不够吃，哪有米给你拿到学校去呢？”我也
想不出什么办法，好在学校并不马上要，我就先去上学了。过了半个月，学
校要米。恰好父亲回来了，他想方设法借了些钱，给我买米交了伙食费。这
样坚持了一个学期，父亲再也借不到钱了，我又面临着辍学的危险。
校长李崇本对我的境遇很同情。说起来，我们两家还有些关系。他的父
亲因为反对袁世凯， 1914 年被汤芗铭杀害了，我父亲也因此案坐了3 个月
牢。李校长知道我父亲坐牢、大哥被杀、家里遭劫，颇为同情。加上我学习
用功，就有心帮助我完成学业。他让我和另一个也是家庭困难的同学，为学
校刻腊板，印讲义。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刻腊板，并按教师规定的份数油印。
这样每人每学期可得小洋10 元（大洋7 元）。靠这个补助，我读完了简习师
范。
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每天4 个铜板的菜金，校承包伙食的人还要赚一点，
吃到我们嘴里的就更少了。我家里穷，没有钱加餐；就是有，也舍不得吃，
而是用来买灯油或买书。平常，我总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和那些有钱
人家的子弟站在一起，显得很寒酸，但我并不以为耻。我曾读过宋濂写的《送
东阳马生叙》，深受文中“贫非罪”的观念影响，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不为
贫穷自卑，而是如饥似渴地求知。
学校的课程很多，除了语文、数理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
学校管理法等。我既要学好这些课程，又要刻腊板，还要读大量的课外书籍，
总感时间不够。星期天我很少回家，晚上常常自学到深夜。一盏小煤油灯和
回荡在夜空中清幽的敲更声，陪伴着我苦读。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
不释卷”的习惯。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
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时，我一心想报仇，想搞军队，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我花
钱买了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还买了《孙子兵法》、《七子兵法》
等古代兵书。有位同学搞到一本《步兵操典》，我也贪婪地阅读了。我还喜
欢读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伦敦蒙难记》，朱执
信和邹鲁编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等书，都读过，有些段落几乎能
背下来。我还花三块大洋从上海邮购了一套蔡元培主编的《新文库》，读了
许多当时文化名人的文章，有些观点至今还能记忆。
第二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叫谭步昆的老师，是湖南第二师范毕业生。他
一来就为学校订了《响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小说世
界》等书刊。我浏览这些书刊，思想开阔了许多。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
列宁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虽然在这
以前，我也读过关于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问题的文章，但
真正对世界的环境和中国局势有些了解，是在此时。这使我能够从比较高的
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的家仇。
也就是这期间，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萧武惠，不断给我奇来有关广东革
命的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根据地，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
火如荼。我被那里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从广东革命中，我看到了中国的
出路，也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
才能报国恨家仇。
我们行动起来，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当时学校某些教员不专心任教，
钻营政界官职，还常向我们灌输功名、利禄等封建思想。在谭步昆老师推动
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共学社”，抗议这些教员的官僚倾向，
谭老师半公开他讲第三师范闹学潮的经验，我们仿效着做，比如，举行罢课
斗争，驱逐那些腐败教员。县政府曾出面干涉，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依学生
意见，撤换了些教员。我们取得了胜利，也经受了锻炼。
“共学社”没有社长，只设包括总务部在内的七个部，我任总务部长，
开会都是我主持。“共学社”开会很多，经常研究运动情况。我们通过阅读
各种报刊，了解国内、省内形势。遇有大事，就开展活动配合。孙中山逝世
和五卅运动，我们都组织了较大的活动。由于有我堂哥这个关系，我们得到
广东方面的消息很快，比如1924 年冬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作题为“三民主义”
的讲演，我堂哥拿到记录稿立即奇给我，约10 天我便收到了。根据这个记录
稿，我也在学校作了“三民主义”的讲演，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学期后，学校又来了一些进步教师，有黄益善、杨宗禧、李祖莲、
唐朝英等，他们都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黄益善、李祖莲、
唐朝英此时都已是共产党员。唐朝英后来成为衡阳地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他
门带来了更先进的思想武器，也帮助我们把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在李
祖莲的引导和介绍下，我参加了嘉禾新建立的国民党组织。当时湖南属北洋
军阀统治，国民党不能公开。秘密国民党组织实际都是共产党员帮助建立的
（现在也有材料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组织），参加的人员是进步的工农
分子和青年学生。全县发展了十余名党员，我参加了。
这时，从广东传来东征胜利的消息，黄埔军校声威大振。我的志向是搞
军事。如果说开始是出于报家仇的考虑，在经过革命陶冶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