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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广东才知道，我们撤退后，敌人也撤了，两败俱伤。但我们吃
亏，因为我们兵力本来就不充实，以劣势兵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我们拼不
过。另外，敌人有广东的大地盘，我们没有站住脚。所以，在战略上就被动
了。
9 月30 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 10 月1 日退到离潮州20 余里处，
因潮州已被敌人占领，就转向揭阳炮台。当晚，过一条小河，就在河西村落
宿营。1992 年11 月，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建立65 周年纪
念大会后，又专程去揭阳炮台，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揭阳炮台大变样了。
记得我们从汤坑撤到揭阳炮台的那天，部队都挤在一起住。现在街道有一里
多长，也宽了，繁华了许多。
在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我问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婆婆：“60 多年前，
叶挺部队从这里经过，你知道吗？”
老婆婆连声说：“知道，知道。那年我16 岁，见到了。”
我说：“你怕不怕？”
她伸出大拇指，说：“那是好队伍，不扰老百姓，我不怕。”
我问她：“你还记得部队是从哪里过河去的？”
她向街道西头（街道东西向）指着不远处一条河，说：“就是那里。”
“我过去看了看。河面波光粼粼，河水湍湍流着。
那老婆婆也跟了过来，指点渡口给我看。又说：“我从小就在街上住，
已有几十年了。小时候的事我都清楚。当年，好多部队从这里过，我们弄不
清是怎么回事，但都晓得这是好兵，不骚扰老百姓的兵。”听了这话，我感
慨万千。当年从汤坑败退的叶挺部队，在老百姓的心中还留着那么好的印象。
人心是秤，英雄岂能以成败而论？
在揭阳炮台渡河后， 10 月2 日，到贵欤宿营。有个传令兵从我连经过，
向我打听20 军第1 师的驻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传命令。”
说着便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总指挥部的命令，
要部队向海陆丰前进。汤坑战斗后，我们先向南，又向西，也不知要往哪里
去，看到这个命令才明白是去海陆丰。
海陆丰，我早知是彭湃做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有“小莫斯科”之
称，现在要向海陆丰去，方向对了。
3 日，我们从贵欤出发，向海陆丰前进。走了三四十里，来到一个大平
坝，停下休息，生火做饭。这时，部队还有六七千人的样子，人喧马嘶，挺
热闹。
吃过饭，继续前进。走到白马流沙，突然遭到敌人袭击，20 军和11 军
24 师被拦腰截断。我营奉命阻击敌人，到天黑时我连还有三四十支枪，右边
70 团一个连也在抗击。我们坚持打了一夜，第二天退往贵欤。这时，贵欤挤
满溃兵，乱成一团，已经无战斗力了。
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行程数千里的南征，
终于在强大的敌人围攻之下失败了。
革命遭受了挫折，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段落难的日子。
第五章从潮汕到湘南
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我所在的第24 师被分割，溃散了。第二天返回贵
欤，我这个连还剩下约20 个人。到处乱哄哄，群龙无首，兵荒马乱。
我知道汤坑战斗后上级原计划是去海陆丰，便决定带着这20 人单独行
动。我向部队说，“不要灰心，只要到了海陆丰彭湃那里，就有希望！”
我们向南走了一程，便拐向西，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没有地图，又没
有向导，只靠看天辨方向，方位不准，几乎是盲目行动。
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人也精疲力
竭。有的人丢掉枪悄悄溜走；有的人干脆坐下不走了。不到半天， 20 人的
队伍仅剩下七八个人。
当地的老百姓喜欢枪，人们都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生病或疲惫的兵士
掉队二三十步，就会有人突然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来，抢了枪便跑。走在队
尾的兵发现后，惊呼不迭，我们赶紧放枪威胁，抢枪的人一下钻进人群就找
不到了。这样的事在行军中发生过几次。
一天下午，经过一个村子，刚到村口，就有人打枪，村的侧面也传来枪
声。我们还击了几分钟，仅剩的子弹打光了。眼见村里和村边有人向我们冲
过来。一个班长对我说：“看样子不是敌人，东江的百姓就是要枪。”说完，
他把枪往路边一甩就跑了，别的人也边跑边扔枪。
村里的人追上来，我回头看看，果然是老百姓。我刚松口气，又有人围
上来了，是国民党第13 师的部队。
我们都被俘虏了。
当天黄昏，我们被押到潮阳，关进一个大祠堂。祠堂里已有一二百人，
都是叶贺部队的官兵。我们进去，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往汕头，关进离13 师司令部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
院里关押二三百人，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
敌13 师的军官经常来查看，每次都要大声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有。”
那时，军队中党员数量少，而且身分不公开，这样的回答也很自然。
我除了党员身分，还是连级军官。被俘前，我连的士兵对我说：“实在
走不动了，如果被抓住我们就说你是司务长。”被俘后，我一直称自己是司
务长。但我知道，俘虏中有不少人认识我，身分恐怕隐瞒不住。
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审问，他直接了当地说：“你是叶挺的连长，知道
叶挺、贺龙是共产党吗？”
我见行政身分已暴露，便不再掩饰，说：“贺龙是20 军的，我不认识。
叶挺是我们的军长，但我平常见不到他。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我们下级哪里
知道上级的事？”他又问：“部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说：“去年我们从
广东北伐，今年从湖北二期北伐，回到湖北后，又从江西到广东，我们听到
的就是孙总理、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这些，旗子、军装、帽子和你们现在一
个样。”
他见问不出什么，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我便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原
有两个军官，更便于监护。
有一天，我和同监的几个人在楼下散步，一个看管我们的敌军官也凑过
来与我们闲谈，说：“叶挺、贺龙在南昌造反，张发奎回到广东向李军长（济
深）报告了，李军长就下命令打你们。但李军长还有一个命令，说叶挺部队
是属他指挥的第4 军，俘虏都不准搜身。你们不要怕。”
说起来，叶挺部队与李济深确实有些关系。叶部从广东出发北伐时，李
济深为4 军军长。当时4 军有4 个师，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
参加北伐；李济深率两个师留守广东。参加北伐的队伍在两湖战场打得好，
称为铁军。到武汉后扩编了，又成立了一个4 军和一个11 军，与李济深虽没
有建制关系，但原是李的旧部。我们兵败以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
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
我要钱。我拿出几块钱给他，对他说：“我就剩下这些钱了，你们拿去买点
东西吃吧。”那班长看看我，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搜我的腰包。后来在我
流落时，这十几块钱起了大作用。
被俘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隔一会儿便要去趟厕所。我估计
是得了痢疾，因当时拉痢疾的人很多。流沙失败后，我极度紧张、劳累，抵
抗力差了，很容易染上这个病。
我搬到楼上住了几天，病越来越重。由于经常要去厕所，上下楼不方便，
又把我换到楼下。我瘦弱不堪，没有力气，不愿说话，也懒得动，整天想睡
觉。
这期间，我被讯问过几次，都是重复地问叶挺、贺龙和共产党的事，我
还是照样回答说不知道。
有一次，他们问我：“以后你打算怎样？”
我想了想，说：“我有病，不服广东的水土，去年春天刚从师范毕业，
和一些同学跑出来当兵，现在想回家去继续读书。”
过了一天，吃过早饭，看守说：“下午不开饭了！”我们正纳闷，有人
把院门打开，还吼着：“快走！快走！”我们这才明白是被释放了，赶紧收
拾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被暂作监狱的大院。
在汕头街上，有一两千被俘又释放了的起义军官兵流落街头。幸亏我身
上还有些钱，就找个地方住下，买点药吃，赶紧治病。痢疾止住了，体力也
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