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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排长、司务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
斗志旺，带动了部队。除此之外，我觉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经验可
以总结。比如，注意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我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
转过来的，因此，对政治工作也重视。从南昌到抚州途中我连指导员李亭林
跑了，我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
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途中常拿出来讲一
讲。
当时，我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
队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了。还有
咱们的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
我们一起打回广东，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
其实，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
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我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响很大，士兵们
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
因愿做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
想结合起来讲，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
潮卷来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
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部队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认为，部队暑天长途行军，
又不能经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卫生，才能保
持体力，减少疾病。我连司务长是从班长提起来的，有战斗经验，他知道伙
食的重要，我们常常一起商量，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粮，
到驻地现购买，有时买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宁可累一些，行军都背着米，
带着伙食担子，部队一停下来，就烧开水、做饭。一路上，很少挨饿。
在汀州停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11 军共产党员大会。记得是晚上开
的，有一两百人，挤在一间庭堂里，中间摆张桌子，当做主席台，桌上放盏
马灯，光线不强，看不清人脸。只听到主持会议的人是四川口音。这口音还
熟悉，我想起来，在宜黄听过他讲话，是军党委秘书长欧阳继修。
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长期在白区做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文化大
革命”后期审查他的问题，有人找我调查，问阳翰笙是不是参加了南昌起义？
我就是根据宜黄的那次讲话和汀州的这次党员大会，给他作了证明。
上井冈山后，我和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他在25 师工作）闲谈，说到汀
州的党员大会，他说，当时他也在场。我俩很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大
会的内容。毛泽覃也记得，主持会的是欧阳继修。 1932 年我和毛泽覃在江
西富田碰面时，又谈起了这件事。
那天会上，有两个人作报告，首先是李立三，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但对
他的名字熟悉，他在上海、武汉搞工人运动，很有名声，又是南昌起义党的
前敌委员会成员，南下时公开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保卫处长，还有那张打土
豪挑谷子的布告，使我对李立三更为敬佩。
李立三讲话很风趣。他问：“我们南下到广东，还要不要国民党啊？”
底下交头接耳了一会儿，有人说：“国民党反动了，不要！”
有人则说：“三大政策还要，国民党也得要。”
李立三很干脆地说：“我们到广东，只有共产党领导，至于国民党嘛，
我们是联合它。三大政策是‘联共’。我们改个字叫‘联国’，联合国民党。
当然是指左派。”
他的这番活，反映了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南昌起义我们没有完全
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到这时，已比较明确地提出共产党领导了。
李立三还讲了革命军要遵守革命的军事、政治纪律。又说：“我们还有
一条纪律就是要照顾好伤病兵，给他们医治，还要找人抬他们。没有人抬伤
病兵行吗？如果那样，我就打起旗子到街上去拉夫！”
李立三讲话有鼓动性，又爱用比喻。开始我们没理解，听后一愣。他转
而笑着说：“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去拉夫。我的意思是要照顾好伤病兵，这
样才能鼓舞士气。否则，没有人打仗了，不就得去拉夫吗？说拉夫，也是出
钱请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台下也是一片笑声。
接着，欧阳继修又请叶挺讲话。叶挺主要讲战争形势，说：“在会昌的
两仗都打好了，打败了两个强敌，说明我们还是铁军。”他也讲了纪律问题，
说军队就得有纪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更要有纪律。他批评了一些
党员在战斗中表现不大好，还不如非党员勇敢。讲到这里，他显得很激动，
说：“共产党员是什么？就是带头兵，是榜样！就要比别的人勇敢，打仗冲
在前，退却走在后，没有这点精神，还叫什么共产党员？”
我们从汀州出发，向潮汕进军。离潮州不远时，政治部在路边竖了块大
标语牌，上面写着：“潮汕在望”4 个大字。看到这个标语，大家都欢呼起
来。当时我就想，这4 个字很能鼓劲儿，看到它，疲劳、病痛一扫而光，走
起路来，脚下生风。
在潮州住了两天，又开往揭阳。在揭阳，听说陈济棠的部队来了，就在
距揭阳不远的丰顺一带。一天，全师排以上军官集合， 24 师师长古勋铭（师
长本由叶挺兼任，古是到潮州新任）请叶挺军长讲话，叶说：“前面有陈济
棠的部队9000 人，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打好这一仗，消灭陈济棠。”
后来查明，我们对敌情的侦察和判断有差误。敌人不止是陈济棠部，还
有薛岳、徐景堂等部，兵力也不止八九千。
钱大钧和黄绍坑在会昌吃了败仗，但部队没有被歼灭，余部又集中到梅
县一带，准备与我军再战。此外，蒋介石、李济深又将陈济棠第11 师、徐景
堂第13 师和薛岳的新编第2 师，编成了一支由陈济棠任总指挥的东路军。两
路敌人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我们侦察和估计的数目。
第二天，我们向汤坑前进。11 军25 师在大军南下时已留在三河坝； 20
军3 师留在潮汕。往汤坑的为11 军24 师和20 军1、2 两师，战斗部队共6000
多人。
大约是9 月28 日的下午，我部走到浮山附近，前面传来炒豆般的枪声，
还夹杂着沉闷的炮声。我们知道20 军在前面打起来了，就加速前进。赶到时，
已是傍晚。双方停止交火，我们就在阵地上露营休息。
第二天投入战斗，才发现敌人相当强，兵力数倍于我，又做了工事，易
守难攻。敌人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连叶挺的指挥部都转移了好几个地方。
这是一场罕见的恶仗。从天亮打到黄昏，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拉锯似
地相互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攻不动对方的主要阵地。我营与2 营
在一横山坡上与敌人对抗，我看到对面有个小丘，双方无人。就率两个排去
占领，将到丘前，敌兵亦从北面来，我们从丘南抬头打几枪，低头隐蔽，敌
方也如此。我连打了几个手榴弹，一声爆炸，乘机占领。不到半小时，敌又
夺回小丘。我退却后，敌人也退了，此后双方都没有去占领。2 营打退了敌
人几次攻击，营长廖快虎被敌弹击中，传令兵要背他下阵地，他坚决不肯，
面对敌人坐着，表示决不后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敌人阵地上的枪声稀疏了。叶挺军长又调
24 师夜袭敌营，敌人早已在白天我军攻击的地方加修了工事，我们没有攻
动，只好撤下来。那晚，又在阵地上露营。第二天一早全线撤退。
上路前，军部通知要吃一顿饭。这是两天来唯一的一顿正经饭，官兵们
是流着眼泪吃的，因为照常做饭，吃饭的人却少了。我连在战前有兵70 人，
现已伤亡过半，一排长牺牲，二排长何凤鸣和传令兵班长负重伤。有的连队
甚至不到一半人。
这样惨重的伤亡，在英雄的叶挺部队是空前的。
汤坑一仗，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
后来我到广东才知道，我们撤退后，敌人也撤了，两败俱伤。但我们吃
亏，因为我们兵力本来就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