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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在当时的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丰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的驭人权术确实是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的确非常虚心，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从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前言 （3）
但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太后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她尽心尽责地想给儿子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这孩子一点也不争气，他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十六七岁本应该亲政的年纪了还“读折不成句”；等到十八岁的同治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一年多点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丧子之余，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这种心态是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的。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图个啥呢？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留个好江山？但这一切，都随着同治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正如当时人说的，有同治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同治不在了，如今连想头都没有了。
慈禧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有的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选中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从名分上来说，这个安排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却又没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但是，慈禧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可就差之甚远了——光绪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
等到第二个小皇帝长到18岁亲政，慈禧也由首次垂帘的那个27岁少妇变成一个快60岁的老太婆了，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光绪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于深宫之中所造成的。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成年后又离奇地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而这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积极主战，但战争的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对于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反对，而是给予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绪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又为人骄傲自大，几乎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书呆子。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的诏令虽然如雪片般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是一纸空文。皇帝没有经验，变法派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职的官员跑到慈禧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眼看情况不妙，这些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了一个“围园”之谋，这下慈禧太后就要大发雌威了——这种谋逆的行为不仅危及慈禧的生命安全，而且危及整个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斥骂光绪：“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第一部分 1。选秀改变命运，小女子走进深宫（1）
1835年也就是道光十五年的十月初十，这一天正值深秋，虽秋高气爽且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这一天，在京城一个普通旗人的家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婴呱呱坠地。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在20多年后，她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她便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日后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出生在历史文献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就连《清史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说：“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徵女”，除此之外，并无“红光遍地、异香满屋”之类例行的异兆加以奉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荒诞，这段不该有的空白，在给历史学家们添了许多麻烦的同时，也让文人骚客们有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对于慈禧入宫前的事迹，在正史付之阙如的时候，反倒是诸多的野史稗乘作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
譬如《清光绪帝外传》中说，慈禧的父亲曾任湖南副将，死于任上，极为穷困。慈禧与妹妹扶柩归丧，船过清江浦的时候，正好另一位副将也去世了，丧舟正好停在慈禧的船边。清江县令吴棠派人给那位副将送丧礼300两，但差人却不慎将银子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人复命的时候，吴棠发现弄错了，便让人去要回那300两银子。
这时，吴棠身边的一位幕僚说：“丧礼送出去了，再要回来恐怕不太好。何况，据说这船上的女子是前去京城参加选秀的满洲闺秀，万一她被皇上选中，以后大富大贵，说不定对大人今后的仕途会大有帮助。”吴县令心想也是，这日后的机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犯不着为了300两银子惹下麻烦，于是便将此事放下。
慈禧和妹妹两人当时正穷困潦倒，无意之中得了300两银子，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这吴县令也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眷顾，由此飞黄腾达，最后做到督抚大员，自然不在话下。
这段记载，固然生动且引用率很高，但并非是历史事实。事实上，慈禧的父亲惠徵乃满洲镶蓝旗人，他并没有去湖南做过官，说他死在湖南任上显系杜撰。惠徵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他在吏部做了十几年的笔帖式（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是个默默无闻的一般公务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45岁的惠徵在当年的京察中被列为一等、军机处记名，这才获得了道府的任职资格并于当年外放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惠徵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但太平军在次年三月打到了安徽境内，惠徵因携带饷银和印信逃避战乱而被朝廷开除公职，在羞愤之下，当年便病死于镇江。
从惠徵的履历表来看，慈禧出生的时候，其父惠徵正在京城任职，因此慈禧出生在京城应该没有疑问。最近倒是有人称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说她是汉人之女，后来被潞安府知府买为丫头，并由此被收养为养女并参加选秀进入皇宫。持此说的人还举出慈禧喜欢吃长治县的黄小米、萝卜菜，爱唱山西民歌，甚至慈禧给的书信残片、王氏家谱上的记载、慈禧生母墓等做佐证，这显然是胡乱攀亲的无稽之谈。
最能证明慈禧出生地的，是慈禧的妹妹在咸丰五年（18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