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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叶公超传》将传主明确定位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傅斯年、储安平、梁实秋、罗隆基典型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人热心论政，有着大量的传世文字阐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思想不同，叶公超尽管曾编辑过《新月》、《学文》等重要的现代期刊，被列名为《观察》“特约撰稿人”和“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却认为这“谈不上有任何政治的作用”。他早年甚至坚决反对胡适等人书生论政，反对《新月》刊载政论文字，在同人活动中相对低调，更不卷入文坛论争。在他留下的极少数文字中，多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只不过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坚持文艺自由的立场。比如1939年1月他在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经验》，开篇即说：“的确，在文艺受统治的国家里，党国的威权也只做到了把多数成绩较好的作家排斥到国外去流浪，剩下一些糟粕在推行着奉公守法的文艺。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鲁迅与“新月派”一向水火不容。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好像是感觉言犹未尽，他又接着在《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发表长篇专论《鲁迅》，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鲁迅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排遣在绝望与空虚中产生的情绪。在鲁迅的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种由衷的揄扬，连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看了都有点不高兴，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责怪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丝毫不同意对鲁迅褊狭的看法，他坦陈：“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一派典型的宽容风范与唯美主义立场。不过，叶公超之所以被后人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概与其所接受的英美教育背景及其此后所交游的以胡适为灵魂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大有关系。按照沈卫威在《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中的说法：胡适派文人多在国外受过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并以胡适个人的“超凡魅力”的吸引和凝聚作为结构形态的外在范式，以自由主义信念中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和秩序这六大参数为内在精神导向，立足文化与学术，并通过言论干涉政治。除了言论干政，叶公超一生的行事处世、出处行藏大体符合这种群体的精神归趋。
回眸其一生，叶公超几乎经历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所有的遭遇：少年经历五四运动波澜的初步洗礼；青年留学英美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回国在“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所构筑的象牙塔中优游问学、编辑刊物；日寇侵华后西迁南渡，颠沛辗转于大后方；而后“教授从政”，直至位居国民政府“外长”；最终不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孤岛上郁郁而逝。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到在战火中书生从政，他“在政治舞台上空热闹一场”〔1〕，直至像困兽一样在寂寞中逝去。回首叶公超的一生，总让人感觉到这宛如风雨苍黄之中传唱的一曲自由主义者的苍凉悲歌。最近看到几本书，包括杨金荣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范泓著《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何卓恩著《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等，都触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迁台后的遭遇。看叶公超的传记，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试图以其为个案，了解迁台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与国民党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个人的悲剧命运。1949年起叶公超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52年的“中日和平条约”和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台湾认为是他任上的主要“功劳”。他在1958年离任后接着“出使”美国。1961年，一纸电文将其召回台湾，他被冷淡地告知：另有安排，你不必再回美国了！而此后蒋介石竟不复召见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度返美，其外交生涯就此黯然终结。在最后的二十年，他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虚衔，但却是有“务”无“政”。他自嘲说是“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行政院”会议时，只他一人小便时有人随同“保护”。围困之中，他只好闲来狩猎，感而赋诗；怒而写竹，喜则绘兰，以书画自娱，了此余生。他早年的学生鲲西先生在回忆性文章《叶公超与现代新诗》中说：“叶的晚年看似平静和以绘画书法自娱，但总有一种沉重的挫折感。”〔2〕从传记内容看，或许是因为生平史料的不易搜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显得过于简单，影响了读者对叶公超晚年的“同情之理解”。书中有一节论及叶公超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只是寥寥百字谈及蒋将其弃而不用的原因在于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两人之间的冲突。至于叶氏在台湾政坛上的其他重要活动及其与当局的关系，相对语焉不详。在其他专门章节中，作者谈及了叶公超恃才傲物的文人脾气、率性而为的真性情，说他对官僚虚伪至极的繁文缛节的极度蔑视。他对副手和部下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这种不拘小节的名士作派，潇洒倒是潇洒，但在宦海浮沉中的结果可想而知。早在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期间，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命发表《西藏事件宣言》，但随后“宣传部”又是电令停止。叶复电说：“业已发表。”“宣传部”再电：“应予更正。”叶再复电：“不能更正。”回台后他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蒋沉着脸说：“《西藏事件宣言》发表了？”“已奉委员长的命令发表了。”他坦率回答。“何以叫你更正，你不更正﹖”蒋严厉责问。叶直率回答：“报告委员长，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文人从政而不改士大夫风骨，这个当时只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小官，竟如此真言无忌。叶氏在晚年回忆性文章《病中琐忆》中哀叹：“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总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但细绎之下，这些都可谓是表面的现象。说到底，这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之间的内在冲突，或者说是有着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意识仍停留在前现代政权的领袖之间的冲突。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败涂地的蒋介石退守台湾。为了点缀政权，营造“自由中国”宽容的表象以赢得美援，国民党高调打出“自由”牌，笼络了一批多数有着英美留学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最大限度地容许了“自由中国社”的创立。这批包括胡适、王世杰、叶公超、雷震、吴国桢、孙立人等在内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一度接近了政权的核心。但他们终究是“过河棋子”，是台湾“自由开明”招牌的“样板”。随着国民党改造、情治系统整顿等措施的实施，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台湾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台湾风雨飘摇的局面稍有缓和后，国民党建构威权体制的面目就逐渐变得有恃无恐，自由主义者与蒋家威权之间的抵牾不可避免地凸现加剧。首先是驻外官员蒋廷黻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的活动被视为捣乱而扼制。1953年，吴国桢因议员被绑架案等而与蒋经国不可调和，愤而辞去“台湾省省长”一职远赴美国，并发表公开信揭露国民党政权一党专政、思想控制等六大特点，对国民党公开隔海发难；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