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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苏军元帅布琼尼。
布琼尼是苏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内战中更是战功赫赫，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骑兵的代名词。布琼尼读到小说后非常生气，到处找机会痛骂作者，认为巴别尔的小说侮辱了红军骑兵战士。布琼尼1924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作者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毫无疑问，布琼尼的指责是蛮横无理的，他的指责立即受到《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的反驳：“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创作的基本内容。”
1928年，布琼尼在某军事报再次发表文章指责巴别尔：“巴别尔没有到过前线，只是凭空杜撰，玷污了最优秀的共产党指挥员。《骑兵军》讲的故事从一个疯子犹太人的胡言乱语，到对天主教堂的打砸抢，到骑兵鞭打自己的步兵，到一个有梅毒的红军战士的肖像等等，这些人物都被这个有色情狂的作者的主观感觉扭曲了。而且，他的故事还弥漫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同年，高尔基从意大利回国观光，当他了解到布琼尼对巴别尔的谩骂后，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一文时借机为巴别尔辩护：“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高尔基还肯定了巴别尔作品中显示出来的人道主义观。
布琼尼在读到高尔基为巴别尔辩护的文章后，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尽管他在信中坦承在文学上无法同高尔基辩论，但还是认为自己批评巴别尔“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信中他仍然继续对巴别尔进行指责和谩骂：“巴别尔长期呆在骑兵军的后院，他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
高尔基读到布琼尼的公开信后，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布琼尼》的信，认为巴别尔写得很成功，并继续为他辩护：“我在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针对布琼尼对于作家没有到过前线的指责，高尔基也作了有力的反驳：“为了熬汤，厨师不必自己坐到锅里去，托尔斯泰也没有参加过同拿破仑的战争。”高尔基的信的结尾写得很不客气，他认为布琼尼根本没有批评巴别尔的资格：“骑在马上进入文学、坐在马上对文学说三道四的同时，您让自己也仿效胆大妄为和随心所欲的批评家。他们坐在没有学会的理论这一四轮车上在文学中东奔西闯。可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批评必须是批评者或是文化水平上高于文学家，或是最起码和他站在同一文化水平线上。”
可以想见，布琼尼在面对高尔基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后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和愤怒的心情，但显然在文学批评上，惯于摆弄马刀的骑兵将军与杰出的作家高尔基远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据说官司打到了斯大林那里。但斯大林只是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斯大林的态度算得上是明智的，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斯大林军事上的心腹爱将，一个是斯大林的朋友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不好表态支持任何一方。而且，虽然斯大林的文学和理论素养都不低，但他毕竟是领袖，直接参与一场文学争论是不合适的。
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显然，是军事上的常胜将军在争论中居于下风。但布琼尼不愿认输。1929年，他找了个名叫维什涅夫斯基的作家拼凑了一部歌颂他的骑兵战士的剧本《第一骑兵军》来对抗巴别尔的《骑兵军》，并亲自作序，对剧本大加赞扬。这个头脑简单的将军显然忽视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因为优秀的作品绝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拼凑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这部剧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文学史记住了巴别尔和《骑兵军》，却很少有人知道曾有过一本叫《第一骑兵军》的剧本。
在笔与战刀的较量中，居然是战刀败下阵来，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固然是因为高尔基与布琼尼在文学水平上不在同一档次，也因为高尔基在苏联文学界乃至整个苏联社会中无与伦比的威望。后者的作用也许更关键。高尔基作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朋友，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其影响和威望仅次于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为争取高尔基早日回国，斯大林甚至在全苏联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场笔与马刀的辩论没有发展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高尔基的辩护保护了巴别尔，使他的作品得以一版再版，也使这个饱受争议的作家一直活到高尔基逝世数年之后。高尔基晚年的作为受到许多人的非议，但保护巴别尔仍不失高尔基晚年生活中值得尊敬的亮点。在高尔基的推荐下，巴别尔不仅出席了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而且在会上作重点发言，随后还随苏联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作家大会。但是，高尔基的保护是有限的，在经过了如此波折之后，巴别尔不免对创作心灰意冷，除了篇幅不长的《敖德萨》的故事和两个剧本外，他几乎再也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来。
在高尔基去世以后，失去保护的巴别尔终于在1939年5月15日被捕，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的阴谋恐怖活动”。次年1月，巴别尔被苏联专政机关秘密处决。
世间已无叶公超
——读《叶公超传》
？ 张国功
他一生从来不写日记，但后人常常从胡适、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王世杰、周作人、柳无忌等知名学者的日记中窥见他活跃的影踪；他从不存留、悬挂照片，但看过他照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为那种风华俊逸、泱泱气度所倾倒——那是只有那个开阔的时代才能孕育出来的特有气质与风采。他终生服膺欧美西方文明，在美国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在英国与著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但这位“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的英美文学教授，一生钟情中国书画，直到晚年仍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在书画中寻觅精神寄托。如果以文字论英雄，除了不多的诗论，惜墨如金的他实在如传闻中钱钟书所说，是个“太懒”的教授，但在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他培育人才，汲引提拔了包括钱钟书、杨联陞、常风、季羡林、李赋宁、卞之琳、梁遇春、吴世昌、杨绛、废名、穆旦、赵萝葳、许国璋、曹葆华、许渊冲等诸多后世声名卓著的学人。他早年只是谈诗论文，纯粹学人本色，却因受保护国宝毛公鼎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折磨之刺激，决然离开文教界，投身于外交抗日的漩流，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文人从政的典型……他就是现代学者叶公超，“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说起来前年刚过他的百年诞辰，但这位个性鲜明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无情流逝的时光中差不多成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关于他的作品，以笔者寡陋的阅读视野所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仅有《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学林出版社，1997）及《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两册在大陆问世。而在一本名为《新月才子》的专书中，则仅顺带在两三处提及叶公超的名字。以致于民间学人傅国涌先生撰写的《叶公超传》，竟然着人先鞭，成了叶氏的第一部传记。这真让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叶公超传》将传主明确定位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