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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① 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1 册，第433—434 页。② 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
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③。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④。③ 《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④ 《奕劻卖国揭贴》，宣统三年。
第十节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发表《共和政体论》，说“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①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发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②，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1913 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 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③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16 年3 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 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①，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②。
1917 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③，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① 康有为：《致衷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②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0—691 页。
③ 《救亡论》撰于1911 年冬，发表于1912 年，《康有为政论集》，第652—678 页；《中华救国论》撰于1912 年，载《不忍》第1 册，《康有为政论集》，第691—731 页。
①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 册，《孔教会杂志》第1 卷第2 号，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40 页。
② 《康有为政论集》，第945 页。
③ 《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7 页。
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④。
1922 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①。11 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 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1923 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次，夏历年底返沪。
1924 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 年2 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②。3 月8 日（二月初五日），70 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 日，赴青岛。31 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 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 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 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 种，共137 种。
④ 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90 页。
① 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66—1067 页。
② 康有为：《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康有为政论集》，第1076—1084 页。第十六章梁启超第一节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 年2 月23 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③，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超年仅10 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①，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①。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