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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② 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07 页。
③ 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 页。
④ 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 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八节反对民主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①。
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②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① 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133 册。
② 章太炎：《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 期，1901 年8 月10 日出版。“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①。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①。
光绪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②。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① 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① 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73 页。
②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书》，《政论集》，第476 页。第九节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9月1 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0月21 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粃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③，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 年3 月23 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①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超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②。
宣统二年（1910），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①。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②。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③ 《孙中山全集》第1 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30—232 页。
① 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翻案》，《民报》第13 号。
② 《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① 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1 册，第433—434 页。② 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