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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 页。
① 《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②。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①。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②。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②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 页。
第六节收复新疆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①。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高潮。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③ 《回民起义》第3 册，第243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 页。
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 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00 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②。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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