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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 年1 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创办福州船政局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0 匹马力的大轮船11 艘和80 匹马力的小轮船5 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①，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 座、船台3 座、船槽1 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②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③。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④。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 年2 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 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 艘2400 匹马力、排水量2400 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② 《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 页。
④ 《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用兵陕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 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 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①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②。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①。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