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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战后“阶级合作”的看法并不仅仅针对中国，1946年5月23日，他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时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波兰应该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没有先例可循……你们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33＇9月，他给苏联远东部队作出指示：不要在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和其它苏维埃权力机关，不要在那里实行苏维埃的规则；要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盟基础上，帮助朝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34＇
斯大林的“阶级合作”的思想不能不对中共党内产生影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对这种思潮作出正面回答。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35＇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36＇
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回答，同时也似乎是对斯大林的回答。就在毛泽东七大讲话之后不久，斯大林告诉蒋经国：“在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方面，他（蒋介石）是对的。”＇37＇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有迎合斯大林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11月19日至1946年2月12日毛泽东生病住院，此间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正式向全党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井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指示》表示：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
最后《指示》指出：
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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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39＇。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40＇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41＇关于中国问题，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