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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25＇
这就是说，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接受“东欧化”即甘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作苏联的附庸，服从苏联发号施令这一前提。接着中国这一部分迈斯基就以东欧为例解释了所谓符合苏联利益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在《敌对国家和目前敌占国家的国家体制》一节中说：
苏联希望战后上述国家在国体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有理由认为，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一些国家中，上述原则不须外来的任何压力即可相当彻底地得到实现。至于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情况就不同了。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也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在此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国家制度是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盟国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在欧洲（也包括欧洲以外）构建起新的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内，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和传统，并采用适合该国国情的、合乎分寸的影响方法，但是放弃这项任务是不行的。＇26＇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即苏联对中国的可控以及中国对苏联利益的让渡程度，而非中国与苏联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迈基思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的观点。1943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关于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27＇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欧洲的一些小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吓得要死。”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28＇这时苏联对欧洲政策是如此，对亚洲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苏联外交目标已与十月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丘吉尔对此不明白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英国人狱中的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反倒看得清楚，他在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苏联的未来政策还是隐藏在神秘之中，但是也已经漏出了它的一些倪端。它的目的是要在邻近它边境得到许多友好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国家，越多越好。虽然它为了建立某种世界性的组织而和其它国家合作，但它更有赖于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它自己的力量。＇29＇
对当时中共领导人形势判断最有影响的希腊的形势。当时希腊共产党已利用希特勒战败在希腊造成了1912年列宁在《巴塞尔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形势，＇30＇发动民主民族革命，希腊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4年解放全国。同年10月，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雅典。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丘吉尔来到莫斯科求助于斯大林并得到与当年《巴塞尔宣言》精神完全相反并曾为列宁激烈谴责的“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丘吉尔得到这个承诺后，即对希腊共产党大开杀戒，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的武装镇压。随后，英军与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2月12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政府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解散，武器交给了政府机关。1946年2月13日，希腊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到1947年已控制了除雅典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希腊民主军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战时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此时，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1947年11月美希联合参谋部成立，以范弗里特为首的250多名美国军官组成了援助希腊顾问团。到1949年希腊政府军计有18万人，且装备精良，武器先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大力支援，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则缺乏粮食、弹药，也没有得到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终被镇压，不得不将游击队撤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内战结束。
1949年希腊共产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其实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中就确定了；换言之，希腊共产党是被斯大林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交易”掉的。希腊内战在数年内发生的这种“兴也忽焉，亡也忽焉”的变化不能不对包括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英美势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让包括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所警惕，这大概也是后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等抵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斯大林四处劝说战后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资产阶级政府。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签订“百分比协议”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11月19日接见并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1900…1964）：
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等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31＇
随着欧战日近尾声，斯大林的目光日益转向远东。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态度日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压力，斯大林对法共的态度也用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在蒋经国问及“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成什么样的比例呢？”斯大林说：
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过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它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要有反对党代表。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32＇
斯大林的战后“阶级合作”的看法并不仅仅针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