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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精神几乎崩溃，找到妹妹海藻，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海萍一家人因为购房，不仅仅“榨干”了所有亲人的有限资源，还经历了社会上各种资本的层层挤压；为了筹措姐姐购买“坟墓”（房子）的钱，海藻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官员宋思明；没想到宋思明轻巧地说，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这个“市领导秘书”以深刻的哲理启蒙海藻说，“感情最可贵！6万块钱算什么？”
在这一幕里，《蜗居》显示了一种诡异的反讽：海萍之所以无力购买房子，正是因为宋思明与各路房地产商巧妙策划并使房价上涨；而海藻却为了海萍去寻求这个“资本陷阱”的制造者之帮助。
《蜗居》想象出来的这个巧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的城市故事：一个女孩因为感觉现实生存艰难而热情投到造成这种艰难的人怀中；与之相应，宋思明以及房地产巨头造就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艰辛，却博得了来自这个阶层女孩的艳羡。
在这里，《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第一种购买，显示了资本的冷漠无情与自私自利；第二种购买，表达了资本的千变万化与机智温柔。一方面，资本可以毫不留情地与地方威权相结合，形成雄伟坚实难以对抗的品格；另一方面，资本总是潜伏到各种充满热情、温情和激情的话语之中，造就这个世界的温暖和安全感。
在《蜗居》中，我们同时感受到了资本的这样两种品格——海萍和海藻的命运，恰好分别对应了资本的自私与温暖这样两个层面的品格。海萍要买房子，狂热地计算自己的生活、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温柔浪漫的想象、以尖牙利齿的方式对待任何影响自己赚钱的行为……海藻则扮演姐姐苦难的解救者，并且在这种解救的过程中，被宋思明的深挚情感与夺人风采感染。
于是，《蜗居》的可怕乃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悖谬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越是拥有资本或者资本的支配权，就越是可以具有性格的魅力和生动的感情；反之，越是被资本挤压，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各种美。在这里，所谓“劳动者”黯然失色，而资本拥有者则光彩四溢。只有在具备巨大资本控制地位的条件下，宋思明才能有那种令人着迷的夜深孤独感，才能在夜色弥漫的江边一边流泪一边送海藻回家。
事实上，宋思明的悲哀、沮丧和孤独，是异常奢侈的，在他身上，资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欲望的实现能力，还是一种塑造“完美感情”和“神圣拯救感”的能力。与之相应，海藻和宋思明的深挚爱情，正是自私自利的资本那温柔面孔的有趣体现。
更加有趣的是，《蜗居》的故事却在制造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通过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情相爱”，把观众从对资本双重性格的反思困境中解脱出来。海藻的命运被讲述成了一个贪恋大城市生活，并缺乏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的故事。换句话说，《蜗居》用一种对城市生存方式的抽象批判，代替了对资本的专制与虚伪品格的现实反思。
在剧中，宋思明与地产商的鬼鬼祟祟在近镜头和柔光镜塑造中，显得从容镇定、毫无狡诈之色；而老阿婆幻想用自己面临拆迁的小房子赚取一套大房子的欲望，则被定格为狭隘、庸俗的得意洋洋。显然，《蜗居》时时刻刻提醒观众，大城市的生活，四处漂浮着不合理的欲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质朴、单纯的生活，才是人生真谛。
于是，海萍买房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逐渐丧失合理性的过程——仿佛我们逃脱资本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一种简朴简单、不求物欲的状态中来。事实上，海萍的所谓“贪欲”，并不是她违背了道德的心灵律条，而是被卷入了资本的冰冷性情之中；与之相应，海藻的罪过，也不是“贪慕虚荣”那么简单，而是陷入了充满感情魅力的资本陷阱之中。
《蜗居》显示了今天资本汇聚而大型化之后，是如何通过各种“流氓化”的操控手段形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困境的状况。一旦资本汇聚到一定的规模，就不再直接从事产业开发，而是通过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在不形成产值的条件下，直接博取利润。这正是目前中国房地产产业的典型行为。通过低价购买权力支持，大型资本逐渐脱离民生，成为一种自身自然增值的流氓资本。
在文化上，大型资本的流氓化则呈现出《蜗居》中的诡异景观：大型资本的狂热升值，正在裂变中国城市生存的贫富两极，并通过奢侈的温情，打造整个社会意识对资本魅力的顺从和憧憬。当人们唏嘘于宋思明的“帅”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帅”包含了人们看待某种文化性情的艳羡眼光。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型资本也让某些“国家权力”丧失了职业魅力。不难想见，宋思明之所以在工作一天后疲倦和空虚，正是国家权力被资本购买之后丧失了神圣性光彩之后的一种心理结果。也就是说，就连宋思明也是大型资本流氓化的一个廉价牺牲品。在《蜗居》中，许多观众似乎感到了一种沮丧：一切爱情和温暖，都是依附于金钱的。如果充分认识到，这种景观只不过是大型资本流氓化的一种暂时产物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唤起新的信念来对抗它。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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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评《蜗居》之四：性、荤段子和官场腐败
《蜗居》里有几个官员和老板形象，可惜没有学术精英。其中描写比较细的是两个，一个是市政府跟着某市长的秘书宋思明，一个是房地产老板，大江置业董事长陈寺福。其他人则若隐若现。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先生概括《蜗居》内容是“性、荤段子和官场腐败”，有限偏颇。不过官场、性、荤段子和腐败的关系倒是很近。
《蜗居》的背景是上海，跟着市长的秘书应该至少是个处长或政府副秘书长。作者对宋思明作为一个官员的生活描写得很真实。官员们日常除了文案和市里会议外，主要就是与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打交道，与他们一起吃饭，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你见过一个政府干部与普通人一起吃饭、聊天的吗？宋思明虽然到钉子户老太太家去过一趟，空聊了几句，既谈不上交流，也谈不上解决问题。官员日常工作主要对象是老板们，考虑如何在不引起普通百姓过分反感情况下为老板们排忧解难。
对很多网友说宋思明这个人的形象写得太“正面”，贫道想不通。一个共产党干部，天天与老板和精英们泡在一起，有什么让人觉得可爱的？有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认为在“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情况下，这种做法没什么了不得了。
宋思明看起来工作一帆风顺，有权也有钱，家庭也很和谐，为什么最终非要搞个大贪污项目呢？恐怕只有也去当一个阶段官才会有体会。如果你的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么几千元钱，每天工作对象都是些腰缠亿元，挥金如土的老板。而他们见你还都点头哈腰，发财的事情几乎全依仗你的帮助，你会心理平衡？肯定不平衡。你会觉得凭什么我这么穷？如果你每天工作的对象是下岗工人，是被欠薪的农民工，是因为住房、医疗、教育发愁的市民，是否会有另一样的心境？恐怕会有。人都是环境决定的，人的异化都与环境有关。
如果说早年，也就是五十年代主要警惕的是干部队伍里滋生的官僚主义，那无非是指干部失去了联系群众、关注群众疾苦的传统作风。当时没有老板，不存在围着老板转圈子的事情。官僚主义、不联系群众无非是指缩在干部圈子里听汇报而不调查研究，不体恤民情。现在的情况已经与那个时期有根本区别，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搞出GDP政绩，就只能与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打交道，促进他们投资，为他们投资创造条件。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农民工，普通工人和下岗工人打交道，经济建设无从谈起。
因此，今天的官员只与老板交朋友，不与老百姓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官僚主义”给出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