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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排射精子总数下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精子活动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优秀和良好前向运动的精子活动力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量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精液质量的下降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此外，另一个导致育龄人群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在当代社会，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由于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了毛泽东时代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代之以冷冰冰的令人眼花缭乱望而生畏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种层出不穷花样日益翻新的考核指标，在国企改革中，一味强调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砸职工的铁饭碗、铁工资，加之就业形势紧张，保障措施缺失，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压力，造成人们的焦虑情绪，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同时，现代性观念的转变，性生活年龄的提前，女性人流次数增多，这些都是造成不孕不育比例急剧攀升的罪魁祸首。
由于我们长期片面的计划生育宣传，对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一九七九年十五至三十岁青年农民愿生一孩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九二年有子女妇女愿生一孩的比例升至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到九四年则已达到一半以上；想生三孩的比例则一直在下降，七九年的青年尚有百分之四点五，九二年已降为百分之一点二，九四年则基本无人愿生三个孩子了。二〇〇三年上海市十八至三十岁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受调查者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一点一〇，较二十年前的二点〇四明显降低。北京的情况也是这样，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一九九〇年相比，北京三十五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一九九〇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二十五岁时就有孩子了，到二〇〇六年这一年龄已提高到二十八岁；而在三十五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三十五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一九九〇年时的百分之四点〇八上升到二〇〇六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七九；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对江苏省六个县的近两万名育龄妇女做过问卷调查。按照当地的政策，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或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都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调查对象中符合二胎政策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平均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一点二八个孩子。但是，调查得到的已婚妇女的实际生育子女数平均为零点九九个，不仅低于政策要求的生育率，更远远低于群众所认为的平均一点四五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虽然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中，有百分之四十五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她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大部分都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上述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少数地区，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全国范围来说，有大量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放弃了生育第二胎指标。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计划生育就是“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其实计划生育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当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要采取措施，将过低的人口出生率提升起来。然而在我国，计划生育却演变成了单纯的强制节制生育，并且一实行就是几十年，也不管社会情况变化了没有。现在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吗？怎么在计划生育方面却表现得如此僵化、如此教条，怎么就不改革、不与时俱进了呢？由于长期负面的计划生育宣传，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还出现了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养的丁克一族。丁克来自于英语中的“DINK”，其全称为“Double
ine no
kids”，即双收入无子女，它形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稍后传入中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批宣称自愿选择不育的育龄青年，出现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从此，“丁克家庭”的数量稳步上升，据统计，中国“丁克家庭”的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已经突破六十万。二〇〇二年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四一。负责此项调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中欣对媒体说，“如果只选取二十岁至四十岁年龄段的样本，丁克家庭的比例会更高。”造成我国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子女数量持续低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养育孩子需要花费的成本太高，需要投入的精力太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二〇〇五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人民银行二〇〇四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依次是“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十八点九、百分之十四点一、百分之十一点八和百分之十点七。据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二〇〇五年的研究，在上海市徐汇区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父母平均要花掉四十九万元。当然，在全国其它地区可能要低一些，但养育孩子已经成为奢侈的行为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高的养育门槛，不知扼杀了多少可能的生命。此外，由于享乐主义的泛滥，只顾自己眼前享受，不顾未来的国家民族利益的风气在年轻一代中渐渐弥漫，这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养育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刚刚出生的婴儿，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从吃喝拉撒睡到头痛脑热、发烧感冒，处处都需要成年人的精心呵护，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孩子慢慢长大以后，需要父母操心的事情就更多了：孩子会调皮，有自己的个性，会有逆反心理，还会形成所谓的代沟……做父母的除了关心孩子的身体，更要操心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工作；孩子长大成人了，要准备孩子娶妻或出嫁的费用；孩子有出息了，会飞的远远的，连见上一面都非常困难；孩子没出息的，成天围在自己身边，看见又让人窝心……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精明，这样斤斤计较，都只顾自己而不生养孩子的话，我们还有未来吗？我们民族还会存在下去吗？我们国家还会继续发展吗？我们不是就要亡国灭种了吗？
本文写到这里，确实应该收笔了，我原来没有想到会写得如此之长，然而一写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无意为某个具体的时代唱赞歌，也不想谴责那些已经过去的人们，我只想通过尽可能完整地揭示毛泽东时代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真相和相关领域的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回顾我们在人口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从而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离开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说起。同时，人口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过人智慧和长远规划，容不得急功近利、只顾自己一己之私、只顾眼前暂时需要的短期行为，我们不能等到感觉渴了再去掘井，这样肯定是来不及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优秀民族，历史上曾经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然而凭借着中华文明中顽强的生育文化，我们一次次度过难关，最终延续了下来，而其它的文明古国则早已消亡。当然，今天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但还没有达到最危险的关头。不过，人口问题是一个长周期事件，关乎国运兴衰、民族兴亡，需要从长计议，我们不能等到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去考虑改变这一政策，真正到了那时，一切都已悔之晚矣！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幸福，让我们抛弃一切个人成见，忘却所有的私人恩怨，共同为我们民族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