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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思想解放先驱基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遇罗克写道，整走资派“这根本不是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因为“文化大革命”既无政治基础，又无经济基础，所以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还有许多思想解放先驱，如贾正玉、陈寿图、史云峰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变”。史云峰等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这一看法也精当。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认识，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思想解放先驱们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遇罗克看到被斗的“走资派”极表同情，他在日记上写了鲁迅那句名言：“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吴晓飞为了支持刘少奇，用15个小节、十多个专题对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总数达20余万字，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张志新也对那些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评功摆好，鸣冤叫屈。朱守中对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所作的贡献给以充分肯定，并说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林则徐和海瑞的替身。还有许多烈士高呼“刘少奇万岁！”发泄他们对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烈不满。思想解放先驱勇敢地从政治上、理论上揭露、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目的和罪行，并口诛笔伐其主要成员。当时，反对这些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贵族，都必须舍出性命，而思想解放先驱们都敢于虎口拔牙，揭露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改马列主义，揭露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变成镇压之权，揭露他们搞封建主义、个人迷信。揭露他们煽动武斗大乱天下，揭露他们篡改历史，搞文化专制，揭露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把人民搞得普遍贫穷。思想解放先驱们无私无畏。他们的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3 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一篇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表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影响下，千千万万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招工、参军、入党、入团、入学，处处遇到障碍，甚至无法成婚。遇罗克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呼吁，“填平这人为的鸿沟”。1968年夏，李元富给党组织写了一份《交心书》，其中提出：“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现在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随着生产和生活的提高，阶级斗争就少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这些观点是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奉为神圣教条的时代说出的，足见思想解放先驱们的理论洞察力。
4 呼唤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的思想解放先驱认识到了这一点。朱守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其他原因，“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他认为“九大”让林彪当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是“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巴黎公社普选制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刘少奇主席违背党纪、国法！是阴谋手段，先戴帽子后打倒。”史云峰反映了人民意志，要求民主选举领导，实行法制，真正体现共和国的原则。丁祖晓写道：“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争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把反对个人迷信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
5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道路，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遇罗克撰写了《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提出企业要有更新设备的自主权，还指出，“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他已认识到计划经济的缺陷，并且需要改革。朱守中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认为大跃进是“拔苗助长”、“杀鸡取蛋”。他充分肯定“产量责任制、扩大自由地，开放自由市场”，他主张贯彻好按劳分配，讲究利润，扩大再生产。反对“赔本生意”，主张“一本万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讲经济效益。朱守中高度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世界上最复杂的‘万物之灵’正是知识分子。对待他们，必须服之以理，感之以诚……任何简单野蛮的手段和假仁假义的骗术，必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朱守中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有道理。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时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叫大家勒紧裤带，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李天德在狱里“反省书”中有明确认识，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王笃良等也具有这种观点。重庆白智涛对张春桥破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给以系统批判，指出张春桥的观点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
以上的叙述已证明，思想解放先驱的所做所想的事，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敢做，才敢想。他们确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
三、思想解放先驱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思想解放先驱们的作用，也表现为限制“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如遇罗克《出身论》发表之后。文章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给遇罗克来信激增，开始每天邮递员送来一堆，后来《中学生文革报》编辑部派人用麻袋去装。许多读者为作者观点折服，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联想到政治歧视而痛哭失声。多数思想解放先驱是用大字报、传单的形式进行战斗，虽然马上被收缴、撕毁，但总能和部分群众见面，能够部分地宣传了群众。这些受到宣传的地方和人们，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启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思想解放先驱们反对个人崇拜，给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人们泼了冷水，使受到宣传的部分人像注入了一针镇定剂，使之冷静、沉思。
思想解放先驱的大胆勇敢行为，也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打击。每当听到出现了反对他们的人物，林彪江青之流就定为“特大案件”给以侦察、镇压，表明他们在人民和正义面前的恐慌。思想解放先驱们积极的历史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历史作用恰恰是在个人崇拜盛行、民主和法制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他们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首先，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受个人崇拜的影响。什么是真理，要从“最高指示”中去寻找，对这些先驱人物的思想观点，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在这场民族悲剧面前，思想解放先驱的悲剧更悲壮一些。他们的牺牲，在当时没有获得绝大多数人同情、理解，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疯子”。他们抱恨以终，付出鲜血的代价，经过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才得到了补偿。
另外，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使先驱们没有宣传思想的自由。每当他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就会被留下“罪证”撕掉；每当传单撒出去，会立即被收缴，并宣布保留者有罪；每当一个思想解放先驱出现在大地上，就会被抓获、投入监狱。当时，全国性的宣传工具被“四人帮”所控制，每个思想解放先驱的宣传也起不到全国性的作用。人民群众中本来有一个自然传播消息的渠道：交头接耳、一传十、十传百，但在株连日深、钳制人口的政治气候下，人们之间互相信任感很差，也很难传播更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