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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放先驱，如上海林昭，北京陈世忠、郭世英等。他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批评了党的一些错误政策。尽管这些风毛麟角式的人物的后果极为悲惨，但他们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了勇于探索的足迹。他们虽然在人口总数量中占极少数，但却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分布在祖国各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特殊社会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的思想解放先驱，开始较少、中后期较多，可从下面这三个阶段里看一下他们的活动。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月风暴”。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急骤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似狂涛巨浪，席卷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盲目参加了运动。这个阶段里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以北京市知识青年遇罗克为典型，以他1966年10月写出的《出身论》为标志，表明了对“左”的错误的冷酷思考，并对封建等级制残余（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公开挑战。《出身论》在当时所谓“大民主”的条件下得以发表，印行7万份，翻印百万份左右，传遍各地，影响颇大。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晓舟全力支持宣传遇罗克的观点，亦有影响。遇罗克、郑晓舟为宣传真理，批判“出身论”，分别于1970年、1968年献出生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林彪、中央文革的个别青年，如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等。
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到“九一三”事件。这一阶段全国大动乱，“文化大革命”错误充分暴露，这时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先驱。辽宁的张志新对宣传个人崇拜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发出抨击，公开表示对林彪、“四人帮”的不信任，并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叫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师朱守中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对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逐个评功摆好、对在台上跃武扬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逐个嘲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党内党外政治生活存在的“左”的错误给以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他的许多观点不仅有系统性，并经得起历史的验证。青海省的教师贾正玉1969年公开出来反对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政变”。江西省南昌青年学生吴晓飞于1967年到1968年之交。写了40余万字的政论文章，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还有山西省青年教师邓思京、青海省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省战士王笃良、福建省干部陈寿图、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省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省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省知识青年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省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自治区战士石仁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他们都坚决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并不同程度地反对了个人崇拜。上述这些思想解放先驱，除了郭维彬之外，都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
第三阶段，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垮台。林彪外逃叛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位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的背叛，给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促使了人民的觉醒。但是，远不能说整个人民都觉醒了，个人崇拜还深深束缚住人们的头脑。这一阶段思想解放先驱继续同个人崇拜、特别是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工人史云峰于1974年7月写好了20多张传单，后来分寄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他又写下了标语，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忙的胜利公园前面交通岗亭上。传单内容明确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普选制的庄严要求。11月初，“四人帮”惶惶之余派人到吉林省协助破案。四川省李天德于1975年8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献国策》，上书言事。《献国策》中反对个人崇拜，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五条罪状。李天德在狱中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提出自己正确看法。此外，驻北京的战士蒋标川、四川省重庆市工人白智清、驻山东省青岛市战士韩爱民、福建省三明市青年干部赵大中、上海复旦大学学员刘秀英等等，也反对“文化大革命”，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还有一些先进的个人和集体投入到“四五运动”的洪流之中，起到了组织、宣传群众的作用。除上面介绍的史云峰被杀害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其他人在狱中受到磨难庆幸存活。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先驱斗争勇气很足，但一些人没有触及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都受到残酷的镇压。众所周知，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管，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进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李新夏在监禁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里都涌出鲜血。一个凶汉，挥着匕首，在李新夏两腿连刺14刀，被活活弄死。史云峰在行刑前，他的颈部皮下注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紧紧勒上。陈寿图、马锦征也是被封住嘴而被枪杀！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为了祖国的前途，他们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历史是最公正的。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平反昭雪，他们的英雄事迹得到了表彰并到处被人们传颂！
二、思想解放先驱的理论观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即政治、经济、思想的各个领域，打破“禁区”，提出了符合马列主义和人民利益的观点。
1 反对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泛滥成灾，成狂澜之势。就在这无法阻挡其发展势头的险恶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们，不畏抛头洒血、勇敢地坚持唯物史观，揭露个人崇拜。遇罗克在1966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5月份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遇罗克1968年初于法庭上公开亮出自己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他还说：“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张志新认为，“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张志新并对那种早请示晚汇报表示反对和憎恶。朱守中除了有张志新上面这些共同看法之外，还尖锐指出：“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上的几段话吧：
“实在，‘忠’字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里太行时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它大于一切，贵于一切，先于一切，高于一切。”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这忠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
“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丁祖晓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的现象，而且揭示了个人崇拜的本质和危害。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更为言简意赅，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在个人崇拜汹涌澎湃如潮而来之际，敢于逆流而上，表现了狂澜力挽的气概。
2 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