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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66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得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
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