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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骸拔颐且蚨彭裁鞑靠拐喂ナ疲腋阋桓鋈挝瘢贸乱恪⑺谠！⑻氛鹆值拿澹葱鸥彭裁鳎什客督怠Ｒ吹猛ㄋ住⒖谟锘阌谖仪跋卟慷酉虻腥斯悴ァ！蔽蚁群笮戳似咂悴ジ澹�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一）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二）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三）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中被批斗、打嘴巴、罚跪，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我还能说什么。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
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石福庆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织了北京市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66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