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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nnica；Inc。（Chicago；1952）；IX；7。
Dius月14日之清晨，水星位于天秤之南上方半腕尺。
Apellaius月5日之清晨，水星位于天蝎之首的北上方半腕尺。
这里的“腕尺”（cubit），是古代巴比伦所用的一种长度单位，而用之于描述天体之间距离时，与角度单位有一定的换算关系，据西方现代学者研究，有如下关系：O。Neugebauer：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缩称ACT），Lund Humphries （London；1955）vol。I；p。39。
1腕尺＝2°30′
托勒密对上引两则记录换算了日期，并推算角度数据，得出上述两时刻水星的大距（elongation，与太阳所张的最大角距）分别为21°和22°30′，他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确定水星轨道参数之值。
巴比伦星占家观测及推算五大行星的运行，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特别重视行星的冲、留、初见、隐（即“伏”的开始）等“特征天象”（charateristic phenomena）。由于这些天象都是周期性的，所以巴比伦星占家对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掌握得非常之好。以前国内有些著作常提到下面这组周期，认为由此可见巴比伦人对行星周期已经测定得很准：
行星回归原位置所需年数金8水46土59火32木71上面这组数据实际上意味着：
行星会合周期数＝年数金58水14646土5759火1532木6571意思是说，金星约在8年内走完5个会合周期，其余各星类推。还有一组周期数据，前面金、水、土三星与上面一样，火与木的年数增为79与80年，就更准确一点。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上面那些根据希腊著作家旧书里传下来的数据，其实远远未能反映巴比伦星占学家对行星运动所达到的数理天文学水平。由出土的泥版文书中已经得到整理的天学文献可知，至迟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巴比伦星占家已经使用如下关系式：HAMA，p。390。
土256F＝265Y＝9Pe
木391F＝427Y＝36Pe
火133F＝284Y＝151Pe
金720F＝1151Y
水1513F＝480Y
其中F表示会合周期，Pe表示恒星周期，Y是年。这组数据非常准确，其中的会合周期F与现代值相比，竟可吻合到3位小数。
还有颇可赞赏的一点，上面这些数据并不是靠长期观测的死办法，比如说以对木星代代相传连续观测427年来获得的。而是巧妙地利用准确性较低的小周期，进行合理的线性组合来获得。仍以木星的427年周期为例：由于巴比伦星占家们已经观测到，木星每12年绕黄道一周多5°，而每71年绕黄道6周但少6°，于是就有：
427＝6×12＋5×71
这就是木星427年长周期的来历。仿此，火星的284年周期可由47年和79年两个小周期性线组合而得：
284＝47＋3×79
其余三星也有类似的来历。这些大小周期，都已由专家在泥版文书中获得证实。
这里附带可以提到一点，在上面所引塞琉古王朝时期的行星运动关系式中，内行星金、水二星没有列出它们的恒星周期数值，这是因巴比伦人误将金、水二星的恒星周期认为1年——古代世界许多地方的星占—天文学家，包括中国的在内，都有同样的误解。造成这种相同错误的原因，在于地心体系的局限。
除了行星运动的周期之外，巴比伦星占家对于行星在黄道上运行时的快慢、往复（行星有逆行——当然只是在视运动中）等情况，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力图用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推算。他们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内插法，这在古代世界诸重要文明中要算是非常复杂、非常发达，因而也是非常领先的。在现今发现的泥版文书中，有一份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水星运动表，特别值得注意。该表的年代为塞琉古纪年第122年（SE122，即公元前189年），内容是6个月间水星逐日的黄经值及其差分。在这段时间内，水星的运行状况又被分为六小段，每段的状况各不相同，描述时所用的数学方法也不同。下面将该表简述如次，其中罗马数字表示月份，阿拉伯数字表示日期，D表示一次差分，D2表示二次差分：
（1）Ⅰ 12—Ⅱ5：顺伏，匀速运动，
D＝1°45′，D2＝0。
（2）Ⅱ6—27：顺行，为昏星，其中Ⅱ7—27为匀加速运动，
D2＝…44′12″。
（3）Ⅱ28—Ⅲ25：逆伏，匀速运动，
D＝…6′，D2＝0。
（4）Ⅲ26—Ⅳ27：顺行，为晨星，其中Ⅳ5—19为匀加速运动，
D2＝5′45″；
Ⅳ21—27为匀速运动，
D＝1°37′30″，D2＝0；
其余为变加速运动，
D2≠常数。
（5）Ⅳ28—Ⅵ10：顺伏，匀速运动，
D＝1°45′，D2＝0。
（6）Ⅳ11—29：顺行，复为昏星，其中，
Ⅳ12—29为匀加速运动，
D2＝…5′30″。据ACT，vol。Ⅲ；No。310。
据研究，这份表与用现代方法计算而得的结果相比较，在“伏”的阶段误差有时可达8°，但在其余阶段则吻合得非常好。由于“伏”是一个看不见水星的阶段，所以有一点误差对于掌握水星整个周期内的运动而言影响不大。
巴比伦星占家在行星运动的观测和推算方面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当然是和他们的行星星占学体系的特点分不开的。要想密切掌握五大行星的过宫、它们在各个“三宫一体”中相应统治天区内的穿行，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情况，星占家们就必须精确掌握五大行星的各种周期，以及在每个会合周期内顺、留、逆、伏等种种运行状况，这样实施他们的星占活动时方能得心应手——我们不应忘记，巴比伦星占家对各种行星天象的观测及推算都是与“星占预言”（astrological predictions）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本节二已经引过一些例证。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11节 算命天宫图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建立和完备，再加上对五大行星运动状况的观测与推算也日益精密准确，当这两个要素逐渐具备时，使用算命天宫图的生辰星占学也就到了它诞生的时辰了。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军国星占学是不预言个人穷通祸福而仅关注军国大事的，但国王们是一个例外。因为国王虽然也是个人，然而他的祸福是与整个王国密不可分的，因而在古人看来国王的祸福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的祸福。按照这个思路，人们当然就会在王子降生时就希望能预知他未来一生的祸福——到了这一步，生辰星占学的主题就已明确地浮现出来了。
按照沃尔登（B。L。van der Waerden）的看法，在巴比伦星占家尚未充分掌握对日、月、五大行星运行状况的数学推算时，他们还无力排算一幅真正的算命天宫图；但由于认为婴儿降生时刻的天象能够兆示他未来祸福的理论和信念此前早已存在，故星占家们已经可以在婴儿诞生时匆匆观测一下天象而作出某些预言。这使他相信，在旧有的军国星占学与后来的算命天宫图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环节，他称之为“原始兽带星占”（primitive zodiacal astrology）。这种星占已与黄道上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预言已涉及木星在黄道宫座中的位置，或是月亮当天狼星初见之日在黄道上的位置，等等。这类预言可以在古代希腊文著作中发现，它们出于奥尔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人物，他弹奏竖琴能感动木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祆教创始人）之类的人物之口。但沃尔登论证，它们起源于迦勒底王朝时代。MAM。p。674
接下来，算命天宫图就正式粉墨登场了。迄今发现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遗物至少有六件，其中标题年份最早的一件是公元前410年——由于算命天宫图是据人降生时刻的天象以预推其人未来祸福的，出生的年、月、日是最基本的数据之一，故必有标题年份。此年份是待算命者的出生之年，但未必是该天宫图制作之年，因为也常有在其人成年后才请人推算的，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样的著名例证。
那份公元前410年的巴比伦算命天宫图，是为德克（Deke）的后裔、舒玛·乌沙（Shumausar）之子推算的，原件藏于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其人出生时刻的天象记录如下：
月亮：位于天蝎之角的下方；
木星：位于双鱼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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