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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出发，即所谓生辰八字，也即一人出生之年、月、日、时的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四对干支，共八个字。有时也称为“四柱八字”。但生辰八字只是用干支对该时点的纪录，并不是该时刻的天宫图。生辰八字与生辰时刻的实际天象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系。因此有些学者（比如方豪）将算命天宫图译成“生辰八字表”，只能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法，实际上难免会带来概念的混淆。
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可以初步确认：古代中国并非产生出“土生土长”的生辰星占学。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个人的穷通祸福）功能，在古代中国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徐居易）手里才确立起来，图28“洋为中用”的欧洲算命天宫图。出于供职清朝钦天监的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之手。他用此图来推算气候和年成，这足以成为中国古代军国星占学传统强大持久的一个有趣例证。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子平术”。另一方面，西方的生辰星占学虽然曾几度传入中国（六朝隋唐，以印度为媒介；元明之际，以阿拉伯为媒介；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撰写中文著作《天步真原》加以介绍），但影响终属有限，最后都归于消歇。从唐代以后，中国平民要想预知自己一生的祸福休咎，并不需要与任何实际天象发生关系，平头百姓被认为没有资格、他自己也不敢去建立这种关系。
此外，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的字样，这一点很可能也造成了不少误解。比如明代有《星命大全》，清代有《御定星历考原》等等，其实都不是星占学著作，因为书中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星命”云云，就好像上面提到的李约瑟所见之图，虽是有二十八宿之类，却不是指真实天象。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6节 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人的天是有情的天
星占学在古代中国人的词汇中称为“天文”，本意是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中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可以称为“文”（《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就是天象之意。再由天象引申到“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之意。所以古人所说的“天文”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然而现代人时常混淆。
世界上各文明中的星占学虽然都不外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但是星占学的思想基础，在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中可以有很大不同。古代西方人的星占学思想基础，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万事前定”——这前定可以是全部的或部分的；是谁所定？则归之于上帝，归之于造物者，总之是神意。但古代中国人则大异于是，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或者表述成“天人感应”。
先设法弄明白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指什么？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就物理的层面而言，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约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整个大自然——远不像现代人对“天”的理解那样狭隘。因此所谓“天人合一”，意指将人类与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由此又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星占学所占的范围远不止狭义的天象，而是包括了风云雷电、雨雪霜露，乃至山崩、地震、“河水逆流”，甚至还可及于人兽相奸、男女互化等等。
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古代中国人所说之“天”的另一个层面——抽象的、或者说精神的层面。这个“天”，绝不是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的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古代中国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个“天”是有意志的，所以古人将“天命”、“天意”视为君子必须讲求的大学问；而“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则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也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赏善罚恶，道德至上。这个“天”更是有情感的，我们只要看看那些自古以来就脍炙人口的名句，就能明白一个大概了：
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庾信：《哀江南赋》。
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贯日长虹，绕身铜柱，天意留秦劫。曹贞吉：《百字令·咏史》。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临终之语。
……
此外，古人称颂忠孝节义等事，常说“上格天心”、“孝可格天”；指斥罪恶，则说“上干天谴”；正义的军事行动被说成“躬行天讨”；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则是“替天行道”；痛感正义不获申张，常会说“苍天无眼”；祝福男女佳偶，习惯说“天作之合”；庆幸好事终于成就，则是“天从人愿”；……。这类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目的“天”是人格化的。
以人格化的“天”为前提，中国星占学建立起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如下要点。
二、“天命”的转移
讨论星占学却要先谈通常被归入古代哲学范畴的“天命”，似乎不免失之迂远，其实不然。“天命”观念，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星占学的“立身之本”——中国星占学最根本的功效，就是在事先预测“天命”的转移；在事中（夺取王权的过程中）尽力昭示天下“天命”已经归己；在事后则阐释“天命”何以抛弃前朝并转而眷顾我朝。
与西方那种宿命论或半宿命论的星占学思想完全不同，古代中国星占学是非宿命论的。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天命”转移之说。为便于分析，不妨举一个具体事例以见一斑。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事件，由此而产生的“问鼎”一词，历两千数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是汉语中的常用词汇 。公元前606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攻伐“陆浑之戎”而到达洛水，就在周朝境内陈兵耀武，意在向周天子进行军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楚王就探问起九鼎——周天子统治权的象征之物——的大小轻重。楚王此问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孙满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正颜厉色答道：
在德不在鼎！……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由王孙满的答复，可知“天命”的三项性质如下：
（一）“天命”可知。周朝的“天命”由周成王定鼎时卜知：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
（二）“天命”会转移。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上天保佑有德者，有一定的期限）。“天命”归于某朝之后，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动。就是对于自己的周朝，王孙满也坦然承认只有七百年“天命”，不会“万寿无疆”的。
（三）“天命”归于“有德”者。“天命”曾依次归于夏、商、周三代，其间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还是暴虐无道。
这样的“天命”观念，在《尚书》、《诗经》等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中，被反复阐释说明，从此深入人心，垂两千余年而不变。星占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天象观测，预见到“天命”的转移。但是他们靠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又由中国星占学的下一个要点来加以保证：
三、“天垂象，见吉凶”
“天垂象，见吉凶”一语，最早见于《易·系辞上》。“见”在这里的音、义皆与“出现”、“显现”中的“现”相同，意指上天向人间显示种种天象，从这些天象中可看出人事的吉凶。
所谓“吉凶”，主要是指人间政治得失的后果——有德则吉，失德则凶。这可以举东汉正统派历史学家班固的论述为例，在谈到日月交食、彗星流星出现，以及行星运动中的顺行、逆行、伏等各种天象时，认为所有这些天象都是：
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即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