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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现代人假想的场景——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现代天文学与迷信愚昧邪恶害人的星占学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相反，当《天体运行论》的日心体系问世之后，许多星占学家认为这并不会对星占学造成冲击。将太阳还是地球放在中心，这只是数学计算上有所不同，对于星占学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接受日心学说的星占学家在16、17世纪大有人在！比如在英国，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学说的人士中就包括迪格斯L。Digges（去世于1571年，即《天体运行论》发表后仅28年）等一批星占学家和星占历书的作者。顺便说起，这位迪格斯还是望远镜发明者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16、17世纪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既然对于星占学如此温情脉脉而“划不清界限”，如此“斗争不力”（或者说根本不作斗争），为什么星占学终究还是衰落了呢？照我的看法，这原因可以从星占学的文化功能上入手，去尝试探寻。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星占学始终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在起着作用。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极为缓慢的古代，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体系能够有效地取代星占学，这才是星占学在古代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星占学牵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17世纪，局面发生空前巨变——现代科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长和扩展，人类知识的增长开始进入有明显加速度的快车道，在与以往的文明史相比显得极为短促的时间内，人们发现大量先前必须借助于星占学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来解释的事物，已经由实验科学作出了更为简明也更为切实的解释。换句话说，星占学的功能大大萎缩了，人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星占学的衰落，托马斯有一段颇富文采的议论：
（星占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教士和讽刺文字的作者一直把它追打进了坟墓，但是科学家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葬礼上。《巫术的兴衰》，第197页。
这段话主要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一层意思是言过其实了——星占学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未死亡，因此“坟墓”、“葬礼”云云，应该另选别的词汇替代。如果说星占学在衰落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好古成癖之士业余玩赏的对象，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知识的边界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星占学之类神秘主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或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的知识系统仍然残剩着相当的市场。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例以结束本章：
1975年，西方186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人士（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8人）联名发表了一份《186位主要科学家的声明》，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正式讨伐，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对星占学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得到认可开始感到关注”。此举例是很符合我们上文提到的“斗争”模式，可惜遇到了美国那位专喜异调独弹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被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骂个狗血淋头。他雄辩地指出，这些科学家“肯定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们的声明比起1484年罗马教廷同一主题的出版物来要远远不如。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论据，是指出这些现代科学家对于星占学这门植根于古代的学问并无了解，因此从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哲学观点来看，这些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7～102页。
我们看这个事例当然不是要去判断那186位科学家与费耶阿本德之间的公案，而只是借此表明：古老的、曾在几千年中与天文学难分彼此的星占学，在现代社会中仍未死亡；而且要想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它也并非易事。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5节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
——司马迁《史记·天宫书》。
中国星占学的特殊性非止一端，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星占学体系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样，呈现出类似“超稳定”之象——基本定型之后，垂两千年而不变。因此本书在以下论述中国星占学的几章中，将不再采用前八章大体作纵向追踪历史沿革的论述方式，而是改用横向展示之法，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一、一份统计表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已讨论过，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这两大体系的根本区别就是所占之事的不同。要想了解古代中国星占学所占之事的具体情况，最直观的办法，莫过于选择一种典型的星占学文献，然后对其中的占辞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最适合当选的文献是西汉初年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天官书》。
传世的中国星占学文献卷帙浩繁。历代官修正史中的《天文志》都属此类。此外还有专著，如唐李淳风《乙巳占》十卷，北周庾季才撰、北宋王安礼等重修《灵台秘苑》十五卷，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更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作为统计对象的话，篇幅都嫌太大。敦煌卷子中的星占学文献又零碎不全；再往后的一些星占书籍则年代偏晚，典型性也不够。而《史记·天官书》长久以来一直是年代确切可考的传世星占学文献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又是此后各正史中《天文志》的标准楷模；加以篇幅适中，结构却又十分完整。近年虽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出土，年代略早一些，但终究简略不全。因此《史记·天官书》确实不失为最佳选择。
下面将对《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结果列出。左侧“分类项目”一栏是占辞中所要预测的事件，右侧“占辞数目”一栏是同一主题的占辞累计数：
分类项目占辞数目1战争932水旱灾害与年成丰歉453王朝盛衰治乱234帝王将相安危115君臣关系106丧107领土得失88得天下79吉凶（抽象泛指者）710疾511民安与否412亡国413土功314可否举事315王者英明有道与否216得女失女217哭泣之声218天下革政119有归国者120物价1上面这份统计表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国星占学的特征：首先，前三类占辞占了占辞总数（242条）的67％，表明了战争、年成、治乱这类主题受到特殊重视的程度。其次，全部占辞中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之内。“丧”通常指君主王侯之丧，“疾”常指疾疫流行，“哭泣之声”也是指国丧或民众的悲苦，“得女失女”专指王朝君主之间的政治婚姻（比如“昭君出塞”在单于是得女，在汉朝是失女）。总之，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的。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
对《史记·天官书》的上述统计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如对其他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施行同样的统计分析，具体数据当然各有不同，但上述两大特征不会有改变。古代中国的军国星占学，其格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
二、古代中国有没有本土的生辰星占学？
李约瑟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份年代不甚明确（他判断为14世纪之物）的图表，他称之为“一份中国的算命天宫图”。他看到图中有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各种神煞以及妻、男、财、命等算命项目相互对应的同心圆图形，就断言“立刻就可以看出”这是公元2～4世纪的希腊生辰星占学中的十二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20人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79页。但是略作考察就可明白，这种图表虽然确实是用来算命的，却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因为图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天体及其位置。图中没有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这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图中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恒星的位置。之所以出现二十八宿的名称，那是因为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惯作法，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出发，即所谓生辰八字，也即一人出生之年、月、日、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