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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蒋介石的容忍到了极限，4月5日，国府明令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
严阵以待的中央军，对西北军施以迎头痛击，进攻鲁西一路的西北军匆匆退回河南。
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政客们已经磨拳擦掌，准备分赃，今日开报告会，明日开茶话会。代表汪精卫的陈公博从香港赶到太原，和阎锡山举行密谈。他发现太原街上贴满了“拥护革命领袖汪精卫”、“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等红红绿绿的标语。阎锡山诚意拳拳地说，“我们就等着汪先生大驾光临。”
陈公博转达了汪氏意见，尽快成立正式政府，政治上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军事上可以促使尚在徘徊观望的军人们归附。阎锡山不赞成设立军政府或临时政府，决设立永久性的政府。
这个还未成立的新政府，第一项新政就是接收海关，截留关税、盐税。
阎锡山的惊人之举，使南京政府慌了手脚。尽管有东部财团做后盾，但连年战争，开支过巨，已有捉襟见肘之感。天津海关是万万不能给敌人接收过去的。
蒋介石心急如焚，双管齐下，一面派大批说客到东北劝张学良和中央合作，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酬；一面以重金激励各军猛烈进攻，扫清山东方面的敌军。
7月13日，反蒋各派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又是起草组织大纲，又是拟定会议规则，俨然十分热闹。
然而，这时前方的形势却不甚乐观。中央方面的军队向济南发起围攻，战役打得相当惨烈。8月15日，南京军队攻入济南。此时，冯玉祥在陇海路拼命前进。两军动用炮兵，战况最激烈时，冯军每日发射两万多发炮弹。据称此项纪录即后来抗日战争时亦所未有。兰封附近机场全被破坏。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也险成俘虏。蒋介石急令在济南的十九路军向陇海路驰援。
十九路军勤王救驾，直扑新郑以北地区，切断西北军的退路，迫使在新郑的三万西北军缴械投降。晋军军心大乱，士气低落，几万大军纷纷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大桥上被中央军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冯、阎各军退入河南的溃军，又由于骚扰地方，惹起民愤，频频遭到红枪会的袭击。
在历时六个月的中原战争中，中央军投入百万大军，阵亡三万余众，伤六万余众；反蒋军伤亡，不下20万人。一幕古战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竟在1930年的中原重现。
1930年，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王宠惠（从左至右）在国民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上
7月23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经日本抵达塘沽。当晚乘专车赴北平。次日和西山派的邹鲁、谢持见面，双方握手言欢。８月３日应阎锡山的邀请，再赴石家庄和阎会谈。8月4日，阎锡山在石家庄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扩大会议从8月7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至9月15日共开七次大会。9月1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主席名单。阎锡山做了国府主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均系国府委员。
阎锡山原定在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正式宣誓就职。这里的五个九代表着九五之尊，但后来宣誓仪式在9时正就举行了，提早了九分钟，变成了四个九。后来人们在私下议论说，就因为少了一个九，变成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地主老财们，一腔“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英雄气概。不料，张学良盱衡世局，对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国府委员不感兴趣，反而欣然接受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于9月18日通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措置。并派大军入关，接防天津。
张学良放弃中立，扩大会议的讣闻立布天下。各派要人纷纷作鸟兽散。汪精卫匆忙赶到石家庄和阎锡山商量对策。沿途所见，善变的石友三已经让他的队伍换上和东北军一样的服式了。
从山东退回来的晋军将领都在石家庄，疲惫不堪。阎锡山向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计划，目前集结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尚有50多万之众，不如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赶出关外，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汪精卫也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把扩大会议解散了，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西北军的代表马上表示赞同。
阎锡山建议到郑州和冯玉祥直接面商。当晚，阎锡山、汪精卫、陈公博一行人乘坐专列，直奔郑州。刚过顺德府，接到情报说石友三的队伍已经开始自由行动了，前面的路程凶吉难料。
阎老西急忙中途下车，掉头跑回山西去了。汪精卫硬着头皮到郑州，和冯玉祥见面。冯对汪氏主张也一口赞同。但这时他的军队，在陇海路上已一败涂地，西北军的好几名高级将领都领了南京政府的钱，拉着队伍过南京那边去了，陕西根据地也被夺了，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冯玉祥和汪精卫分手后，便带着少数部队逃到了娘子关。
大家对局势的急转直下，深感绝望。陈公博事后感叹：“民国十五年时候，河南督军岳维峻手上掌着70多万兵，不两星期便烟消云散，我当时很骇异，以为逐个排头砍去，两星期也杀不了70多万人；但到了这时，我却恍然大悟，军心离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么楚项羽垓下的兵卒，听了楚歌一夜散尽，的确并不是历史上的神话了！”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阎老西仅做了10天国府主席，便仓皇逃回太原。喧腾一时的扩大会议，转眼间风流云散，化于无形。
在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手段，固然靠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引人入彀，以资利用，并不光彩，蒋自己也承认：“时局虽有发展，一再离合集散，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但无论如何，他也的确使东部避开了一个凶险的关隘。
在一个中央政府已丧失权威，政治道德普遍趋于崩溃的年代，蒋介石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阎、冯、李这些败军之将，一时不易复起，便积极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他希望早日重建一个有权威性的、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使国家政治回归正轨。
立法院长胡汉民首先起而抵制，他以军政时期尚未结束，不宜行使训政约法为由，反对马上制订约法或宪法。他说如果有了约法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还不如没有。
然而，如果因为害怕不好好执行约法，就干脆不制订约法，是说不通的。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国家处于军政时期是军人独裁的最好理由，胡汉民作为文官，理应致力于结束军政，推进训政，但他竟然反对实行训政，而身为军人的蒋介石，相反却极力鼓吹结束军政，双方的政治态度，看起来竟如此吊诡，实为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其实胡汉民是不想让蒋介石当总统，又不好明言。尽管在中原大战期间，他和蒋介石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独霸天下。
胡汉民
在推行训政这件事上，蒋介石遇到的问题，与当年孙文建立中华革命党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他以为可以依靠个人魅力，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绕开——而不是解决——所有政治障碍，由他领着党前进。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1931年元旦以后，胡汉民屡次就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发表演说和谈话，坚决反对制订约法，毫不退让。
胡汉民在南方有很大的号召力，为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在上海滩那套流氓手段，又派上用场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家中设宴招待所有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员，声称由于胡汉民对于约法问题，坚持反对，造成党内出现危机。他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一职。当天深夜，蒋、胡二人见面，两人有如贴错门神，一言不合便冲突起来，胡汉民大发脾气，把蒋骂得狗血淋头，他说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既成决议，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主张了。蒋对他的指责简直是“发神经病了”。香江楼主《胡汉民被禁汤山始末》。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