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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海，谁可以做大达的后台呢？人们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曾经救过商储银行的杜月笙。
陈光甫受大达和商储董事会的委托，再次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邀请杜月笙出任大达的董事长，他的如意算盘是把杜月笙请来当个空头董事长，等于请了一尊门神，先渡过目前这个难关再说。
但杜月笙从来不是一个满足于挂名的人，他要么不干，要么就要干得彻底，要做台柱、唱主角。陈光甫一走，他马上下令调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尽量收购大达的股票；同时又让通州帮的弟子四出活动，利用亲朋戚友的关系拉拢大达公司的通州帮股东。
大达公司早就摇摇欲坠，股东们正为手里的股票发愁，现在有人收购，纷纷以低价出手。几天后，通州帮和大部分散户的股票都已经到了杜月笙的手里，陈光甫还丝毫不知。
三天后，杜月笙召开股东大会。杜月笙建议改组董事会，按股权多少重选董事。他把自己的股票拿出来给大家过目，证明杜月笙确实已拥有大达公司 45％的股份。陈光甫目瞪口呆，没想到杜月笙真的“打蛇随棍上”，把大达公司给一口吞掉了。但事到如今，他除了鼓掌承认，已无计可施。
投票结果，杜月笙以拥股最多，当选为大达公司的新一任董事长——名符其实、手握大权的董事长——他推荐张謇的儿子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而他的弟子则任襄理。
张謇的儿子当总经理是做样子的，他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是经营的人才，大权自然旁落在杜月笙的弟子手上。
杜月笙初涉航运业，一心想做出点名堂来。当时大达公司业务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沪杨航线上盗匪多如牛毛，明火执杖，杀人越货，使船运公司经常血本无归。洪泽湖位于苏皖边界，是蚌埠和淮阴的重要通道，也是盗贼横行的地方，尤其一出淮阴三十里，简直是过往商旅的鬼门关，不是结队而行，几乎无人敢从洪泽湖过。
杜月笙接下大达后，准备重开沪杨航运，他请苏北青帮“大”字辈的高士奎出面，约束沪杨航线上的大小山贼，对大达公司的船只，务必网开一面。果然，当大达和大通的货船到达柏树湾时，遭遇到强盗的袭击，十几条贼船向货船队发起包围进攻，把大通的船洗劫一空，而大达的船却连汗毛也没掉一根。
消息传到上海，大达的业务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客户们蜂涌而至，大通的生意一下子被大达抢去了许多。
大通公司很快就感到举步维艰了。陆百鸿在百般无奈之下，也只好上门求杜月笙给他“指一条生路”。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大达公司向大通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方案。大达占55％的利益，大通占45％。
联营合约签订后，适逢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大达公司襄理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10年的报告，呈交交通部准予备案。从此，大达、大通合二而一，成了杜月笙的囊中之物。
两年之后，在全国航业举足轻重的上海船联会举行改选理事长一职。按照会章规定，理事长一职不得连任。而船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虞洽卿已经连任一届，第三届实在不便蝉联。于是杜月笙以航运业巨子身份，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第三届联会理事长。
杜月笙虽然身兼一些体制内的职务，但实际上，不是他要借助体制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而是体制要借助他来建立权威。政府的许多政策、政令，必须依靠来自体制外的权威，才能推行，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随着杜大耳朵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的声势日益显赫，帮会也开始改变街头流氓的形象，换上长袍马褂，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
由杜月笙担任名誉社长的“恒社”，实为青帮的大本营，至1934年4月，该社的223名会员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4人，工界5人，学界5 人，军界11人，自由职业21人，警界30人，政界27人，工商界120人。《恒社社名录》。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主持的仁社，也是一个与恒社性质相仿的社团，只吸纳社会上层人士参加。蒋介石曾拜在张仁奎门下为徒，后来他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回到上海时，张老太爷才把“门生帖子”退回给蒋。除此之外，还有景社、逸社、剑社、康社、鼎社、群社、醒社、善社、鉴社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把上海滩变成了一个草莽英雄的大舞台。
青帮渗透了上海的上层社会。这对蒋介石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杜月笙向蒋保证，上海是支持南京政府的。东部财团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政府的金库，成为1930年代蒋介石在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战争中，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贰】西北与西南携手合作，形成二、三、四集团军反蒋大联合。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东部集团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代表的地主集团的大较量。
1929年的蒋、桂战争和讨冯战争，从军事上看，是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争；从经济利益上看，是东部财团和南部、西部地主集团的战争。
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五台县建安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威胁；但对阎锡山本人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冯玉祥和西北军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在西北军驻地，到处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之类的标语。既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向山西示威。
西北军将领们天天开会商讨对策，对阎锡山骂不绝口，甚至秘密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入山西，营救冯玉祥，把阎锡山彻底解决掉。
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西北军声称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西北军的代表秘密入京，向蒋介石发誓，西北军愿意和中央通力合作，把阎锡山驱逐出山西。蒋介石说，如果西北军真有这个决心，中央一定全力支持。其实当时蒋介石的代表正在太原和阎锡山秘密谈判。
有史家认为，西北军和蒋介石联络，是冯玉祥暗中授意的一个小把戏，做给阎锡山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石友三的队伍这时从平汉线向石家庄方向移动，造成阎、冯之间一场恶战即将爆发的空气，也是把戏的一部分了。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
果然，阎锡山得到情报后，大为紧张，亲自到建安村当面质问冯玉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假药？冯玉祥指天誓日，坚决和阎同生死，共患难，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两人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并当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阎锡山给了冯玉祥一批子弹和20万的现款，连夜派车把他送到风陵渡。
冯玉祥逃离险境，回到了西北军，和分别多时的袍泽相见，惊喜交集。大家急着向冯玉祥请示今后西北军的大政方针，冯玉祥壮志凌云地说：“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自从把冯玉祥放出来以后，阎锡山的态度逐渐明朗了。
1930年2月10日，他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相约共同下野。此电一出，石破天惊。两天后，蒋介石复电，称现在下野绝非其时。阎锡山再去一电，仍请共同下野。蒋介石赫然震怒，立即回电，警告他：“悬崖立马，正未为晚，尤不必多所渎陈。”王芸生《十年观潮记》。《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此后，南京和太原之间的电报战日趋激烈，已到了骂街的地步。3月14日，第二、三集团军将领57人联名通电，劝蒋下野。并且拥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在这四人当中，只有张学良拒不就任，并表示未预闻其事。
虽然东北骑墙观火，但西北、西南携手反蒋的局面已告形成。
3月12日，冯玉祥秘密回到潼关，挥师东进，五路大军由陕南出平汉线、由陇海路向郑州推进、由甘、宁、青猛扑河南。杀伐之声四起，风云尽皆变色。冯玉祥的代表仆仆于途，远赴香港，劝汪精卫北上参加反蒋。
双方基本同意，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给阎锡山，希望他立即出任新政府主席，“领袖群伦，共成大业”。
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大小政客们云集北平、太原，忙着成立党部，组织政府。摇唇鼓舌，用尽心机，惟恐天下不乱。
终于，蒋介石的容忍到了极限，4月5日，国府明令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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