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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那天和博士的交谈不十分投机，但我对经济学问题却有了一定的兴趣，正好看到也是留学的经济学博士汪丁丁的一本文集《永远的徘徊》，里面有些提法颇能解我之惑，下面略作评介。
汪丁丁认为：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实事求是，实用主义，即改革是渐进的，其方向不是事先看到的，而是由改革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决定的，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即渐进的试验性摸索。而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决定的（李泽厚亦对此作过深入探讨），比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文革”后的粮食短缺问题，而农村改革成功后，粮食一度出现过剩，从而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又引发工农业产品价格机制的问题，所以又导致工厂推行责任承包制，取消工业品的计划调配……总而言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的全面推行股份制。
一般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相对比较成功，这一成功引起了经济学界对所谓“乡土中国”的探讨，因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但是，甘阳在一系列论述“乡土中国”的文章中又指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因为，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至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此获得了某种解释。而崔之元更认为：乡镇企业具有“小批量生产”、适应市场、“船小好掉头”的特点，是与当今灵活多样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类同的，因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现代生产方式。甘阳并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中，乡土工业从来是落后的象征，必然被淘汰，而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奇迹则令人大跌眼镜。
分析到这里，我想，这就对了，这或许解答我前面的一些疑问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结构之上的，而中国实践的，恰恰是一条特殊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联系到中国的国情、现实语境，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并无现成的模式可搬，自然，只能遵循一种“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一切理论应当围绕问题服务，以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问题围绕理论，生搬硬套；再者，对所谓“计划”也应作具体分析，计划就一定好吗？“大跃进”中“超英赶美”之类的计划如何？另外，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或文化问题。比如，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将农业=落后，工业=现代化，很可能对中国的农村问题一筹莫展；又比如中国的股票，以往的理论恰恰在此最为失灵，这充分说明股票并非简单地反映经济情况，在中国，股市社会化了，它是各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因此，考察中国的经济问题，应当将经济问题与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是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非常之强的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等等，充满复杂性，而非一般中小国家，比较简单清晰，经济情况一目了然。比如一个小国家或仅出卖某种资源即令举国皆富，如科威特。又可能一场小小的灾害就令全国都不得安宁，经济波动不已，因其抗拒风险的能力非常之差，比如去年的印尼森林火灾，不仅令印尼、亦令数国陷入灾难，在这里可见出不同国家的很多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以建立在英、法这类较为单纯自足的国家情况上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复杂多样的中国经济（比如东、西部，沿海与内陆区别何其之大），势必陷入困惑。最后，尤需强调的是：切忌以一定之见来看待改革开放的中国，动辄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来作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之类的可笑的判断。在中国国内曾有过对“左”的严厉批评，如对“商品经济”、“市场化”、“股份制”不加分析地以“姓资”或“姓社”论断。而在西方，也曾有过一些深入的探讨，如苏联解体及东欧变化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曾宣称“历史终结论”，自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大获全胜，但其言论很快遭到反驳，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质问是：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明确的理论或方向，它并无固定的内涵，因为资本主义并无固定的模式，它始终是试验性的制度，所以有美国与东亚体制之不同，有法国与北欧福利国家之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并非自明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已，它是被制造出来的，并强行赋予了它并没有的东西。实际上，社会主义也有类似情况，它也不再墨守成规，而成为了探索性的、试验性的，其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即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同一，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僵硬的观念，比如，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并不等于反人道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才可能充满活力。在汪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刊《天涯》1997年第5期），他更指出：中国问题的复杂多样，还在于它不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与全球问题紧密地联系、融和在一起了，这或许是经济学界及其它学界也需注意的一个新动态。
《遗弃》究竟是什么呢？
？ 薛忆沩
《遗弃》是一本书，一本小三十二开、共三百二十五页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在这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几乎二十五岁，而当它于去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赫然被“专家推荐”出来时，作者已经差不多三十四岁了。这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算出这本书出版的年数。这容易得像一道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数学应用题。
但《遗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立场的人会对这个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我想象过如下这些立场和回答。我想，古典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悲观的人写的悲观的书；浪漫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人写的痛苦的书；现实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多余的人写的多余的书；现代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荒谬的人写的荒谬的书；后现代主义者会说这是一个不怎么可笑的人写的不怎么可笑的书……看样子不会有异口同声的标准答案。
然而不管阅读的立场如何好动，阅读的对象却是相对稳定的。《遗弃》是一个自称“业余哲学家”的“自愿失业者”在他“消失”之前留下的一份日记。它记录了“业余哲学家”一年的生活以及这一年当中由他奇特的想象编织而成的一批“写作”。在这里，生活与“写作”都具有个人体验的强烈的紧张与冲突。这种状况会使阅读变得疲惫不堪。正如一九九五年十月，发表在纽约的一篇书评所称：“试想，中国还有哪一部书以这么长的篇幅自信地宣布个人的体验和反抗呢？从来的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能像《遗弃》的主人公那样圣徒般地沉浸在个人的探索和冒险之中，去思考世界的意义。”而所有的体验与思考通过《遗弃》留下了一个悲观的结论：生活其实不过是一种困境，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混乱和事故。
事实上，《遗弃》的主人公随处可见。他们大概于八十年代初期还在中国的大学里受着教育。他们迷恋西方的思想成就，而他们的行为仍然比较严肃。他们形形色色的冲突更多地是针对体制而不是针对传统的。他们对生命的怀疑比下一代有余，比上一代也绰绰有余。他们从转型的中国社会中获得了最深的不安和惶惑。他们身上弥漫着怀旧的魔力，而他们却又被迫走到了变革的前沿。他们中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