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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西方文化依次成为大都市市民和智识之士的文化，并因此突然为具有共通感的知识界所接受。后者就此而被抛到了一个时代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该时代就相当于久已消逝的塞法底式的生活潮流的遥远过去——因之必然要受到回应之情感的鼓动，但这些回应只属于批判和否定的方面，而其悲剧性的、非自然的后果，则是一种在历史上业已完备、故而不能有机地发展的聚合被卷入到原住民的巨大运动之中，它使这个运动动摇、松弛、转移，并损及其内部。因为，对于浮士德式的精神来说，启蒙运动是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向前迈进的一步——这无疑是跨越废墟的一步，但根本上还是肯定的一步——而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毁灭，是对它所不理解的异族结构的毁灭。这也就是何以我们如此经常地见到启蒙的这种景象的原因——这种景象与帕西人在印度、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基督教环境中的情形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启蒙思想被推向犬儒主义和无条件的无神论的境地，以用来反对任何外来的宗教，可是其本民族的费拉习俗仍在延续着，完全不受影响。有些社会主义者在表面上——然而十分真诚地——反对所有形式的宗教，可一到他们自己的身上，还是照样要去禁食、做日常的祈祷和画符念咒，并是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实际上，更为常见的则是对于作为信条的共通感的背弃——这一景象，我们可以从印度学者的身上见到，他们在英国的大学接受完洛克或穆勒的训练之后，对于印度和西方的信仰都会产生同样的犬儒式的轻蔑，而他自己则必定会在这两者的废墟下被压得粉碎。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老式文明的共通感已经不受欢迎，它和属于城市的新式文明的西方“社会”混合在一起，并怀着一种老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冷漠的优越感，去运用其经济和科学的方法。几代人以后，同样具有一种十分古老的才智的日本人也做了同样的事，且可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不过，迦太基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实例，作为巴比伦文明的后卫，当古典文化还处于埃特鲁里亚－多利安式的幼年时期的时候，迦太基人就已经高度发展起来了，但最终却降伏于晚期希腊主义——其所有的关乎宗教和艺术的方面，都在一种终结状态凝固了，而在作为商人的方面，他们远远超过希腊人和罗马人，因而遭到仇视。
今天，这一麻葛民族，连同它的隔都和它的宗教，本身都处于消失的危险之中——这不是因为两种文化的形而上学彼此走得太近（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各自的理智化的最高层次都根本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它已经失去了一切灵性方面的凝聚力量，剩下的不过是在某些特殊问题上的结合。这一民族由于长期习惯于商业方面的筹谋而享有的优势开始越来越小了（相对于美国人而言，它可以说是几近消失了），并随着这优势的丧失，它用以保持在地域上已经四分五裂的共通感的最后有效方法也将消失。在欧美的世界城市的文明方式趋达于完全成熟的时刻，犹太人的命运——至少是我们中间的犹太人（在俄国的犹太人就另当别论）——也就要完结了。
伊斯兰教有土地作为它的支撑。它实际上已经把波斯人、犹太人、聂斯脱利派、一性派的共通感纳入到自身之中。拜占廷民族的残余，即近代希腊人，也占有自己的土地。印度帕西人的残余则居住在一个甚至更为古老、更加费拉化的文明的凝固形式之中，因而其立足之地是稳固的。但是，犹太人的共通感的西方－欧美部分虽曾将其他部分的犹太人的大多数吸收到自身之中并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可在此时却已陷入一个年轻文明的机制之中。自几个世纪以前它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把自己蜗居在隔都之中的时候起，它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立足之地，它已经四分五裂，面临着瓦解消失。但是，那并不是浮士德文化内部的命运，而是麻葛文化自身的命运。
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1）
一
我们称之为生命的宇宙长流，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就是它们有两性的分划。在依附于土地的植物界的存在川流中，宇宙长流就在试图彼此分开，正如花的象征告诉我们的——分成一种本身就是这种存在的东西和一种使这种存在继续下去的东西。动物是自由的，是大千世界——宇宙——中的一些小世界，而它们又作为小宇宙而彼此分离，且与大宇宙相对立。并且，当动物王国越来越明确地展开它的历史时，阳性和阴性的二元存在所代表的二元方向也越来越明确地呈现出自身。
阴性与宇宙更为接近。它深深地扎根于土地，直接地卷入自然的伟大循环的节奏。阳性更为自由，更具动物性，更加能动——就感觉和理解等等方面而言——因此也更为觉醒，更具张力。
男性是活生生地去体验命运，他能领会因果律，领会既成之物的因果逻辑。反之，女性本身即是命运和时间，是生成之物的有机逻辑，并且因此之故，因果律的原则对于她来说永远都是陌生的。男人每当试图赋予命运任何实在的形式的时候，总感到那形式是阴性的，并称它为摩伊拉（Moirai）、帕耳开（Parcae）、诺恩（Norns）。可最高的神从来不是命运本身，而总是它的代表或它的主人——如同男人代表或支配着女人一样。在起初的时候，女人也是预言家，而且这不是由于她知道未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