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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调和现象作了认真的考察，但它的发展线索——由东方的教会转变成西方的崇拜，接着再反过来，由西方的崇拜转变成东方的教会——却被忽视了。然而，没有这把钥匙，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早期基督教的教史。在罗马，基督与密特拉诸神作为祀拜的神灵相互之间发生的战斗，在安条克以东采取的是波斯教会与基督教会之间斗争的形式。但是，基督教在受到假晶现象的影响、开始在精神方面面对西方发展自己以后，其不得不参加的最激烈的战斗并不是要反对真正的古典神灵。对于那些神灵，它从未面对面遭遇过，因为公共的城市崇拜早已在精神上死去了，对人们的心灵再也没有任何控制力了。凶险的敌人是异教徒或希腊主义，那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新兴教会出现的，生来具有基督教本身同样的精神。结果，在罗马帝国以东，出现了不是一个祀拜教会，而是两个，如果说其中的一个把基督的信徒囊括无余了，那另一个便是由各种共同体组成的，它们在上千种不同标签下有意识地信奉着同一个神圣原则。
关于古典的宽容精神，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一种宗教的性质或许可以从其宽容的范围最清楚地看到，和在其他宗教中一样，在古典宗教中，也有这样的范围。其实，这些宗教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们数目很多，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们是一些讲究纯粹仪式的宗教；所以，对它们而言，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宽容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前述的祀拜仪式的尊重仍被设定为前提条件，仍是需要的，许多哲学家，甚至许多在言语和行动上无意识地违背这一规定的异邦人，都认识到了古典宽容的范围。在这一点上，麻葛教会的彼此迫害则有所不同；拜一神教徒为了自己的信仰有责任禁止他去承认错误的教义。古典祀拜可以宽容耶稣崇拜，承认它是自己的一支。但是祀拜教会却一定会攻击耶稣教会。基督徒所受到的所有大迫害（恰恰相当于后来的异教徒受到的迫害）不是来自“罗马”国家，而是来自这种祀拜教会，仅就祀拜教会既是民族又是祖国而言，这些迫害皆是政治性的。可以看到，恺撒崇拜的面具下面有两种宗教手法。在西方的古典城市中，尤其是在罗马，一种特殊的先帝（Divus）崇拜是作为那种欧几里得式的情感的最后表现而出现的，那种情感要求实体单位的人和实体单位的上帝之间应有合法的、因此神圣的交流手段。另一方面，在东方，其结果便是把恺撒视作救世主、视作神人、视作一切调和派信徒的弥赛亚的信条，这一教会以最高的民族形式表达了这一信条。为皇帝而献身是该教会最重要的圣礼——恰恰相当于基督徒的洗礼——因此，很容易理解，在那些迫害的日子里，下令迫害和拒绝迫害所代表的象征性的意义。所有这类教会都有自己的圣礼，例如圣餐方面，有波斯人的荷麻之饮（Haoma…drinking）、犹太人的逾越节、基督徒的圣晚餐，以及阿提斯神（Attis）和密特拉神的祭祀上的类似仪式；还有曼达派信徒、基督教徒、伊西斯和库柏勒（Cybele）的崇拜者的洗礼仪式等。实际上，异教教会的各别崇拜几乎可看作是一些教派和教团——这种看法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相互宣传。
所有真正的古典秘仪，例如厄琉息斯秘仪和公元前500年左右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南意大利城市中创始的秘仪，全都有地域局限，它们都有某些象征性的行动或程序。在假晶现象的地域内，这些秘仪摆脱了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只要那里有新加入的会员集会，并且现在，它们把麻葛式的狂热和苦修的生命更新作为自己的目标。圣地的拜谒者变成了实施仪式的教团。公元前50年左右形成的、与犹太教艾赛尼派有着紧密关系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古典的“哲学学派”；它是一个纯粹的修道院修会，而且还不是调和运动中唯一的预示着基督教修士和回教托钵僧的理想的修会。这些异教的教会有自己的隐士、圣徒、先知、神秘的皈依、经文和启示录。在偶像的意义方面，也发生了一种很显著的改变，尚有待于研究。普罗提诺的最伟大的追随者扬布利柯（Iamblichus）最后在公元300年左右为异教教会制订了一个包括正统神学、严密的教阶制度和严格的仪式的有力体系，而他的门徒朱理安皇帝为了永恒地建立起这一教会，作了终生的努力，并最终为它献出了生命。他甚至想为静修的善男信女创设寺院，倡导出世的苦修。这一伟大的工作获得了大量拥护者的支持，其热情之高甚至达到了殉教的程度，并一直延续到皇帝逝世后很久。现存的铭文中有一句话大概只能翻译成这样：“上帝只有一个，朱理安就是他的先知。”十多年以后，这个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永存的事实。结果，基督教不仅继承了它的力量，而且在重要的细节上继承了它的形式和内容。人们常说，罗马教会适应的是罗马国家的结构；这并不完全正确。罗马国家的结构本身在假设中就是一个教会。有一个时期，两者发生了接触——君士坦丁大帝同时既是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召集人，又是大祭司，他的儿子都是热忱的基督徒，他们把他尊称为“神灵”，以规定的仪式去供奉他。圣奥古斯丁大胆地断言说，真正的宗教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以古典的形式存在于世了。
历史的假晶现象（3）
五
为了理解居鲁士与提图斯（Titus）之间的整个犹太教，有必要经常记住三个事实，对于它们，学者们是心知肚明的，但由于语言学的和神学的成见（parti pris），在讨论时却不把它们当作因素看待。第一个事实是，犹太人是一个“无有土地的民族”，是一种共通感，而且是生存在一个由同一类型的各纯粹民族构成的世界中的。第二个事实是，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麦加圣城，一个神圣的中心，但它既不是民族的家，也不是民族的精神焦点。最后一个事实是，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只要我们还坚持这样看待他们。
诚然，流亡后的犹太人跟流亡前的以色列人对比起来，正如雨果·温克勒（Hugo Winckler）首先认识到的，其实是一种相当新型的民族。但他们并不是那一类型的唯一代表。在那个时候，阿拉米语的世界已开始出现许多这样的民族，包括波斯人和迦勒底人，他们全住在同一个地区，但彼此不相往来，甚至在那时，他们就过着我们今天称之为“隔都”（ghetto）的那种真正的阿拉伯生活方式。
新心灵的最早预兆便是具有巨大的内在性的先知式宗教，它们出现于大约公元前700年，是对民族及其统治者的原始习俗的挑战。它们本质上也是一种阿拉米人的现象。我越是一方面思考阿摩司（Amos）、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另一方面思考琐罗亚斯德，我就越是觉得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区别他们的，似乎不是他们的新信仰，而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前者攻击的是野蛮的、古老的以色列宗教，事实上，那整个地只是一堆宗教性的因素——信仰神圣的石头和树木，信仰无数的地方神＇丹（Dan）、贝特利（Bethel）、希伯伦（Hebron）、施琴姆（Shechem）、贝尔施巴（Beersheba）、吉尔加尔（Gilgal）＇，信仰唯一的耶和华＇或厄洛希姆（Elohim）＇，这个名字包括许多极其混杂的神力，如祖先崇拜与人祭，托钵僧之舞与神圣的委身——再掺上一些有关摩西和亚伯拉罕（Abraham）的模糊传说，以及晚期巴比伦世界的许多习俗和传奇；这种宗教在迦南确立自己的地位很久以后，现在已经退化和僵化成为农民的形式了。后者攻击的是对英雄和北欧式的海盗的古老的吠陀信仰，这些信仰毫无疑问是同样被粗鄙化了，必须不时地通过对圣牛的赞美和关注，才能被唤起回到现实中来。琐罗亚斯德生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常常陷入穷困，受到迫害和被误解，到老了还要和非信仰者作斗争——他是不幸的耶利米的一